“如果你天天跟老钱打交道就容易悲观。如果跟新钱打交道，你会觉得永远都充满信心，生机勃勃。”在由投中信息和投中网主办的“2023中国投资年会”上，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主题演讲中这样形容当下的行业心态。
张维把中国的钱分为“老钱”和“新钱”。什么是“老钱”？老钱是那些已功成名就、萌生退意的企业家。所谓“新钱”，是指来自新兴产业的、正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张维认为，“新钱”依然充满着干劲。他表示，作为投资人，如果你投资的曾在国外大厂工作过的留美博士，依然在兴致勃勃地回国创业的话，投资人也不用有什么困惑。
张维拿基石资本投资的企业家举例，有一个企业估值已经接近100亿，而创始人在去年疫情期间，为了不影响其继续服务客户，不惜在一辆房车上住了几个月。
张维表示：“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企业家会给我们带来穿越周期而异乎寻常的回报。”
以下为现场实录，由投中网进行整理：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有机会跟各位汇报对投资的思考。
硬科技投资底层逻辑已变
硬科技是周期比较长的投资，其投资价值并不取决于各种经济波动。前年半导体发展的比较快，去年半导体进入低谷，加上由于大家对消费预期的进一步下行，大家对半导体的预期没那么好；但最近又出现了ChatGPT，大家突然又看好了。半导体的起起伏伏并不是我们思考的关键点，思考的关键点在于半导体底层逻辑已经变了，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一部分。
早在2017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就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
2022年7月8日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案，因为它违背了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宗旨，对半导体行业进行巨额补贴。10月份，美国又宣布了两项出口管制条例，旨在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还想方设法让台积电赴美设厂。
英特尔CEO认为，过去五十年里，油田的位置决定了全球地缘政治。未来五十年，地缘政治将由科技供应链和芯片在哪里生产决定。
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二十年前就写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他认为美国的行动模式是现实主义的，一定会遏制所谓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就像美国曾经遏制过日本、德国、前苏联。米尔斯海默在2014年把这本书修改了一下，将第10章《21世纪的大国政治》改为《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建议大家把这章找来看一看。
中国会在不安全感下做什么呢？按照一位学者马克·扎卡里·泰勒的研究，不安全感可以克服一国内部对创新的政治阻力，从而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推动创新。
说白了，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已经重构了中国硬科技投资的底层逻辑，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因为半导体是硬科技的集大成者，也是非常复杂的环节，大家都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革命，这些东西都离不开半导体。
我们现在半导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但行业差距还是比大家想象的大得多得多，并不存在所谓的弯道超车，依然是全球性的卡脖子技术。半导体是现代科学工程技术体系的集大成者，过去70年以来，经过数代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工程技术上基本完成，但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突破。
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都干了几十年，台积电是1987年成立的，像三星、SK海力士这些半导体企业都是在70年代末就开始干了，它们都是全球营业收入前5位的半导体企业。半导体行业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还有一个特点，需要杰出的企业家，“一将顶一师”。
总的来讲，中国半导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已经走过了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消费电子芯片的初步国产化，消费电子芯片国内很多企业都能做，但相应的，这些企业的估值也就没那么高。
我们现在处在第二阶段，成熟制程半导体制造国产化，大芯片、工业汽车等高端和复杂应用芯片的初步国产化替代，我们距离突破还有较长时间。
第三阶段，先进制程半导体制造的完全国产化，复杂和高端芯片的完全国产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快不了，并不存在弯道超车。
新能源车的未来未必属于造车新势力
为什么把硬科技跟新兴制造业对举？所谓新兴制造业，相较于硬科技，像新能源汽车是新兴制造业，是没有代差的新兴科技制造业，它的技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
比如新能源汽车技术，它的技术相对没那么复杂，但智慧驾驶技术是复杂的，要把这两者分开。
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都属于新兴制造业，因为技术相对容易攻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产能会出现周期性过剩，一旦技术被中国企业突破之后，在非常巨大的资金推动下，很快形成过剩产能。如果看光伏领域，可以看到周期性波动巨大。我相信下一步新能源汽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肯定是方向，但赢家未必是造车新势力。为什么呢？这个行业需要至少15年时间和1500亿以上的投入，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漫长的时间，并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造车需要讲规模化效率，如果没有量就没有效率。特斯拉如此强悍，也有15年的亏损期。
一辆汽车看得到的30%部分是不一样的，其实看不见的70%的部分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研发平台。而大部分造车新势力是为车做设计，拥有炫酷的外表。相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长跑”的能力，“长跑”检验你的供应链及规模化效率，需要建立正向研发平台来提升系统效率。
全球工业企业研发50强，传统造车企业长期有10来家企业进入。这说明什么？说明传统汽车企业从来就没有闲着。中国做得最快的是比亚迪，因为一直在造车，还有一家，它的新能源汽车产量也很大，去年卖了20多万辆，就是奇瑞汽车。这些企业下一步想重复手机在中国的格局，在低端车上向全世界放货，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供应链。
赢家是谁呢？少数传统车企有望成为赢家，科技巨头一定会杀入。因为慢慢会进入软件定义汽车、汽车数码产品的时代，科技巨头不可能不干，现在它们是在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介入方式，也许还需要更多的准备，但未来一定会干。站在投资的角度，机会在哪？基本上都在产业链上游。
不必担忧资产负债表衰退
什么在决定中国经济呢？今年有一个流行词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出自经济学家辜朝明，意思是大家不愿意负债了，没有干劲了。日本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宽松，发现没用。
中国到了这个程度吗？我们投资的一个企业家，在去年疫情的时候，他因为大量的客户在长三角，为了方便处理业务，他买了个房车，在车上住了几个月。我们投资这个企业的时候它已经将近100亿估值了，并不是小企业。
这个酒店是南京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过去三年我曾经在它的大堂吧坐过三个晚上。为什么？我从深圳过来经常住不了酒店，我也不好意思半夜去麻烦别人。怎么办呢？我只能在大堂坐一晚上。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是用这种精神在工作，所以我们还没有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依然在奋斗。
我把中国的企业家分为“老钱”和“新钱”。什么是“老钱”？老钱是那些已功成名就、萌生退意的企业家，很多来自传统产业，年纪比较大。所谓“新钱”，是来自新兴产业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如果你天天跟老钱打交道就很悲观，想着要不要也就跟着退休了。如果每天跟新钱打交道，你会觉得永远都充满信心，生机勃勃。
如果你发现你投资的硬科技企业的企业家，那些在国外大厂工作过的留美博士，他们完全不困惑，依然兴致勃勃在中国创业的话，在座诸位也不用困惑。
我们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为我们依然充满着对物质主义的追求和欲望。日本之所以进入了低欲望社会，是因为日本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辜朝明在书上引用了一幅图，叫“赶上隔壁琼斯家”：在美国蓬勃发展的五六十年代，邻居议论的是谁家又买了什么家用电器，谁家买了更大的汽车，谁家又搬了更好的社区。我相信在座的同事们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中国还有巨大的物质主义追求，这是中国与世界真正不一样的地方。
按照熊彼得的话来讲，企业家成群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
硬科技发展需要至少几十年、一代企业家的努力，只有尊重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我们才不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我经常说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企业家会给我们带来穿越周期而异乎寻常的回报。
给大家的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基石资本张维：多跟“新钱”打交道，你会充满信心
“如果你天天跟老钱打交道就容易悲观。如果跟新钱打交道，你会觉得永远都充满信心，生机勃勃。”
“如果你天天跟老钱打交道就容易悲观。如果跟新钱打交道，你会觉得永远都充满信心，生机勃勃。”在由投中信息和投中网主办的“2023中国投资年会”上，基石资本董事长张维在主题演讲中这样形容当下的行业心态。
张维把中国的钱分为“老钱”和“新钱”。什么是“老钱”？老钱是那些已功成名就、萌生退意的企业家。所谓“新钱”，是指来自新兴产业的、正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张维认为，“新钱”依然充满着干劲。他表示，作为投资人，如果你投资的曾在国外大厂工作过的留美博士，依然在兴致勃勃地回国创业的话，投资人也不用有什么困惑。
张维拿基石资本投资的企业家举例，有一个企业估值已经接近100亿，而创始人在去年疫情期间，为了不影响其继续服务客户，不惜在一辆房车上住了几个月。
张维表示：“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企业家会给我们带来穿越周期而异乎寻常的回报。”
以下为现场实录，由投中网进行整理：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有机会跟各位汇报对投资的思考。
硬科技投资底层逻辑已变
硬科技是周期比较长的投资，其投资价值并不取决于各种经济波动。前年半导体发展的比较快，去年半导体进入低谷，加上由于大家对消费预期的进一步下行，大家对半导体的预期没那么好；但最近又出现了ChatGPT，大家突然又看好了。半导体的起起伏伏并不是我们思考的关键点，思考的关键点在于半导体底层逻辑已经变了，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一部分。
早在2017年，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就指出，全球半导体市场从来就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的。
2022年7月8日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美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法案，因为它违背了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市场经济”宗旨，对半导体行业进行巨额补贴。10月份，美国又宣布了两项出口管制条例，旨在限制中国获得先进计算芯片、开发和维护超级计算机以及制造先进半导体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还想方设法让台积电赴美设厂。
英特尔CEO认为，过去五十年里，油田的位置决定了全球地缘政治。未来五十年，地缘政治将由科技供应链和芯片在哪里生产决定。
美国杰出的政治学家米尔斯海默在二十年前就写了《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提出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他认为美国的行动模式是现实主义的，一定会遏制所谓排名第二的竞争对手，无论意识形态如何，就像美国曾经遏制过日本、德国、前苏联。米尔斯海默在2014年把这本书修改了一下，将第10章《21世纪的大国政治》改为《中国能不能和平崛起》，建议大家把这章找来看一看。
中国会在不安全感下做什么呢？按照一位学者马克·扎卡里·泰勒的研究，不安全感可以克服一国内部对创新的政治阻力，从而投入更多的资源去推动创新。
说白了，中美对峙、科技封锁已经重构了中国硬科技投资的底层逻辑，进一步迫使中国在所有科技领域谋求自主可控，进一步迫使中国以举国体制解决创新问题。因为半导体是硬科技的集大成者，也是非常复杂的环节，大家都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万物互联和人工智能的革命，这些东西都离不开半导体。
我们现在半导体上已经取得了很多突破，但行业差距还是比大家想象的大得多得多，并不存在所谓的弯道超车，依然是全球性的卡脖子技术。半导体是现代科学工程技术体系的集大成者，过去70年以来，经过数代杰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努力，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工程技术上基本完成，但依然有很多方面需要突破。
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都干了几十年，台积电是1987年成立的，像三星、SK海力士这些半导体企业都是在70年代末就开始干了，它们都是全球营业收入前5位的半导体企业。半导体行业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还有一个特点，需要杰出的企业家，“一将顶一师”。
总的来讲，中国半导体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我们已经走过了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消费电子芯片的初步国产化，消费电子芯片国内很多企业都能做，但相应的，这些企业的估值也就没那么高。
我们现在处在第二阶段，成熟制程半导体制造国产化，大芯片、工业汽车等高端和复杂应用芯片的初步国产化替代，我们距离突破还有较长时间。
第三阶段，先进制程半导体制造的完全国产化，复杂和高端芯片的完全国产化，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快不了，并不存在弯道超车。
新能源车的未来未必属于造车新势力
为什么把硬科技跟新兴制造业对举？所谓新兴制造业，相较于硬科技，像新能源汽车是新兴制造业，是没有代差的新兴科技制造业，它的技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复杂。
比如新能源汽车技术，它的技术相对没那么复杂，但智慧驾驶技术是复杂的，要把这两者分开。
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产业都属于新兴制造业，因为技术相对容易攻克，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产能会出现周期性过剩，一旦技术被中国企业突破之后，在非常巨大的资金推动下，很快形成过剩产能。如果看光伏领域，可以看到周期性波动巨大。我相信下一步新能源汽车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新能源汽车肯定是方向，但赢家未必是造车新势力。为什么呢？这个行业需要至少15年时间和1500亿以上的投入，需要巨大的资金和漫长的时间，并不能一蹴而就。也就是说造车需要讲规模化效率，如果没有量就没有效率。特斯拉如此强悍，也有15年的亏损期。
一辆汽车看得到的30%部分是不一样的，其实看不见的70%的部分都是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研发平台。而大部分造车新势力是为车做设计，拥有炫酷的外表。相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是“长跑”的能力，“长跑”检验你的供应链及规模化效率，需要建立正向研发平台来提升系统效率。
全球工业企业研发50强，传统造车企业长期有10来家企业进入。这说明什么？说明传统汽车企业从来就没有闲着。中国做得最快的是比亚迪，因为一直在造车，还有一家，它的新能源汽车产量也很大，去年卖了20多万辆，就是奇瑞汽车。这些企业下一步想重复手机在中国的格局，在低端车上向全世界放货，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形成了成熟的供应链。
赢家是谁呢？少数传统车企有望成为赢家，科技巨头一定会杀入。因为慢慢会进入软件定义汽车、汽车数码产品的时代，科技巨头不可能不干，现在它们是在选择合适的时机和合适的介入方式，也许还需要更多的准备，但未来一定会干。站在投资的角度，机会在哪？基本上都在产业链上游。
不必担忧资产负债表衰退
什么在决定中国经济呢？今年有一个流行词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出自经济学家辜朝明，意思是大家不愿意负债了，没有干劲了。日本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进行了大量的货币政策宽松，发现没用。
中国到了这个程度吗？我们投资的一个企业家，在去年疫情的时候，他因为大量的客户在长三角，为了方便处理业务，他买了个房车，在车上住了几个月。我们投资这个企业的时候它已经将近100亿估值了，并不是小企业。
这个酒店是南京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过去三年我曾经在它的大堂吧坐过三个晚上。为什么？我从深圳过来经常住不了酒店，我也不好意思半夜去麻烦别人。怎么办呢？我只能在大堂坐一晚上。可以看到，中国企业家是用这种精神在工作，所以我们还没有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的人依然在奋斗。
我把中国的企业家分为“老钱”和“新钱”。什么是“老钱”？老钱是那些已功成名就、萌生退意的企业家，很多来自传统产业，年纪比较大。所谓“新钱”，是来自新兴产业的、雄心勃勃的年轻企业家。如果你天天跟老钱打交道就很悲观，想着要不要也就跟着退休了。如果每天跟新钱打交道，你会觉得永远都充满信心，生机勃勃。
如果你发现你投资的硬科技企业的企业家，那些在国外大厂工作过的留美博士，他们完全不困惑，依然兴致勃勃在中国创业的话，在座诸位也不用困惑。
我们还没有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因为我们依然充满着对物质主义的追求和欲望。日本之所以进入了低欲望社会，是因为日本进入了后工业化社会。
辜朝明在书上引用了一幅图，叫“赶上隔壁琼斯家”：在美国蓬勃发展的五六十年代，邻居议论的是谁家又买了什么家用电器，谁家买了更大的汽车，谁家又搬了更好的社区。我相信在座的同事们讨论的也是这些问题，中国还有巨大的物质主义追求，这是中国与世界真正不一样的地方。
按照熊彼得的话来讲，企业家成群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
硬科技发展需要至少几十年、一代企业家的努力，只有尊重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我们才不会陷入“资产负债表衰退”。
我经常说投资与宏观经济无关，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杰出企业家会给我们带来穿越周期而异乎寻常的回报。
给大家的汇报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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