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轲迪的场景。一个大清早，在清华南门，不太冷也不太热，远远就能瞧见有个人不是来上班的，圆寸、精瘦、大黑框、牛仔夹克、瘫在露营椅上。我一屁股坐下，他也没有找个创投或者VC之类的专业话题开场。第一个话题是嘻哈，聊GAI的《超社会》和什么叫underdog。我回敬了他一个摇滚话题，告诉他朋克没有特定的呈现形式，比如图瓦民谣就“愣朋克”。
聊到兴头上，他很随机的招手喊住了一个路过的小伙子。我以为他要拉着我认识个“小天才”，创业几个月ARR上亿美元的那种。结果他眉毛一挑，说：“这哥们玩编曲的”。我站在旁边也跟着咧嘴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词，真“自在”。
当然了，他deserve“自在”。
轲迪是BV百度风投执行董事、投委会成员。这几年他们在前沿科技领域里存在感极强，从具身智能到物理AI，早期的明星项目帮衬了不少。为了能在高度竞争的这几年活下来，轲迪是使了大力气的，星海图、简智机器人、奇算光启、深度原理、微分智飞、观宇芯算等等都是他主导的被投——而且他还只是个95后，30岁刚出点头。
作为编辑，我有一百个理由爱这样的人。甚至我在路上就把标题想好了。以前曲凯老师和绿洲资本的张津剑做过一期播客，说老张是“投资AI最猛的人”。我总觉得，轲迪大概也有资格争一争“投资具身最猛的人”，虽然他很讨厌这个标签。
可惜我偏偏是个创投编辑，我不能停留在“刻奇”。而轲迪的那条所谓的专业故事线恰恰又是这样的：
轲迪大概是2022年秋天加入的百度风投。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早期投资，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但到了2023年6月——也就差不多大半年左右——他就觉得自己“不太行”了。直接原因是他业绩很不好，稳居倒数第一。深层原因是他很“强执行”，考虑到自己是新人，就在那几个月里如饥似渴地请教了很多前辈，不停地翻书。
那些对应着“大结果”的经验教训，套用在自己身上完全成了个“负面光环”，这太容易让人自我怀疑了。于是走投无路的轲迪，决定开始一项“邪修”，去研究当时还在金沙江的张予彤投过的项目，揣摩人家究竟看中了什么。也没什么复杂的理由，就是因为一次跑会的时候偶然听到了张予彤的圆桌，觉得很过瘾。
这真“不严肃”，真“随心所欲”，可这故事也就是从这里反转。三年时间，他在科技领域拿到了那些让同行羡慕的结果，拥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些闪耀着时代光芒的Portfolio。
这太没道理了。而且就是这样的轲迪，开始感到“无聊”了。
这更无厘头。三年前还在担心被老板开掉的人，如今投出了那么多明星项目，这本身就是“神迹”。更何况他随口输出的工作场景大概都是这样的：下午刚被拉进一个创业者的微信群，当晚就从北京赶到上海，跟人聊到深夜。再想想清华南门那个聊嘻哈、谈朋克，随时能扯出一堆奇闻轶事的轲迪，这种人居然也会觉得无聊？
想来想去，我觉得或许跟90后有关。我和轲迪年纪差不多。我们这代人有个挺尴尬的地方：80后有自己的时代叙事，往后又有千禧一代、Z世代，90后反倒总是夹在中间，习惯了被忽视，也没怎么被认真对待。等到好不容易有了表达的能力，又发现自己的声音经常没有回音。于是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总在和什么东西较劲，非得做出点成绩，证明自己确实有资格站在这里。
轲迪对90后创业者也确实有偏爱，大概也藏着这样的心思。他总是提到，今天掌握资源的人，很多已经是年轻创业者父辈的年纪，见面第一反应就是把他们当孩子。他相信具身智能这样的事业，动辄要花十年、二十年，恰恰需要一群足够年轻、愿意把职业生涯押上去的人。他自己也是95后，好不容易有了“开枪的权利”，自然不愿意再让同龄人因为年轻而失去机会。
而且我也总是想起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描绘的“末人”。尼采认为，末人是人类可能的潜在结局之一，或者大部分人的“终点”：他们不再贫穷，充分享受着已有的一切，甚至拥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幸福生活——没有太大的危险，也不必承受太多痛苦，人人都有一点小小的快乐。他们会因为感受到了这些宣称自己已经发明了幸福，于是不再尝试“学会什么”，而只是眨着眼睛问：“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
尼采对人类的这个结局相当悲观，也更表现出对“末人”的怜悯。因为末人没有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失败，也未必主动放弃过理想。他们只是渐渐习惯了现成的秩序，习惯了别人告诉自己什么值得追求、怎样才算成功，又该在什么时候感到满足。久而久之，连更高的渴望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尼采说人是一座桥梁，人应当有不断超越自身的可能；可末人已经把桥当成了家，甚至忘了桥的另一端还有什么。
这样想来，轲迪身上的那股不高兴十分顺理成章。按照创投圈的标准，他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东西。行业也早就替他准备好了接下来的生活：继续投项目，做更大的账本，积累名望，早晚成为自己当年仰望过的那些投资前辈。可风险投资需要不断重新解读世界，不可避免地循环陷入挣扎与怆然，天然地孕育“超人”——他需要挣扎出来。
当然，我也无意把轲迪捧成尼采笔下的“超人”，但他起码应该是一种“现象”，一种包含着“时代疑惑”的现象：一个险些被行业淘汰的年轻人，靠着一套说不清的方法闯出了名堂，究竟是他的本事太特殊，还是风险投资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出了问题？进一步推论而他的成功，会不会恰好是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危险信号？
以下是文字切片，完整对话在视频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本期研讨会成员
BV百度风投执行董事 崔轲迪
投中网编辑 蒲凡
不要叫我“投资人”
蒲凡：你先来个自我介绍吧。你有没有官方版本，还有个人版本？
崔轲迪：你把我问住了。我特别不喜欢自我介绍，不知道你会不会。
蒲凡：我也不太会自我介绍，之前还专门录过一期播客，叫《自从加入了投资圈，所有人都管我叫总》。以前做媒体时，别人叫我蒲老师、蒲哥、凡哥。后来进了投资圈，都开始叫我“总”。我总觉得，一旦这么叫，好像就期待我能动用什么资源帮忙，或者把我当作某个阶层的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很回避自我介绍。
我当然也有正式头衔，是投中网副主编，但每次这么介绍，我都会忍不住从旁边审视自己：是不是又掉进官本位的叙事里了？毕竟“副主编”更像行政级别，也没说清我具体干什么。后来我想，还是“编辑”更准确。
所以我能共情你的地方就是，如果我向别人介绍你，我可能不会先说你是哪的，那样还得铺垫很多。我大概会说，你是做具身智能投资的。
崔轲迪：我之前跟你说过，虽然那时候咱俩认识不久，但我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我喜欢“观察”。我一旦做了自我介绍，就很难再安安静静地观察别人。
蒲凡：因为你突然要开始观察自己了，开始内观了。
崔轲迪：对。我很喜欢躲在一个地方观察大家，久而久之就更不会自我介绍了。我甚至不喜欢听到别人喊我的名字。从小就这样。老师提问点名也好，学校颁奖叫到我也好，我都不太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
蒲凡：可你现在是投资人，要参加各种活动。别人怎么介绍你，其实也隐含着对你的评价。如果我说你是具身智能投资人，我就是认为这方面的工作最能代表你的能力。
崔轲迪：我觉得很难用几句话说清自己是谁。你要说我是“具身投资人”，我心里会……
蒲凡：不爽？
崔轲迪：暗骂一声。因为我不觉得“具身智能投资人”能概括我。而且我本来就不喜欢“投资人”这三个字。我发自内心觉得，“投资人”这三个字在很多语境下已经带上了贬义。
蒲凡：可你的职业要求你以投资人的身份去见人。比如你第一次见高继扬（星海图创始人），总不能说：“哥们儿，我是来给你钱的。”
崔轲迪：那是工作场合的例行介绍，大家先进入角色，再聊事情。但你要是听过我跟创始人聊天，就知道我很少上来就谈业务。有时候恰恰是我不太想投的项目，才会认真聊业务。因为如果真想投，我会先花很多时间了解这个人。
全票通过的项目，后来表现都不好
蒲凡：这就牵出一个问题——虽然你不喜欢“投资人”这个称呼，我还是得用——你们投硬科技，很多产业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兑现潜力。投资人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有超过创始人的知识储备。面对的偏偏又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这种情况下，你怎样从零开始建立判断？
我们以前聊过，如果只抓几个创业者标签，比如学历、履历、是不是靠谱，很容易沦为小聪明。但你作为机构投资人，还要对LP和回报负责，总得形成某种判断方法。量子、世界模型、物理AI，这些东西该怎么学？
崔轲迪：我跟你最大的分歧在这儿：等一个赛道已经被清晰定义、大家都在谈的时候，我往往觉得最好的早期机会已经过去了。这个想法，也是我2022年8月做早期投资以后慢慢悟出来的。
前六个月我投了一些项目。当时在内部投委会，这些项目经常高票通过，甚至全票通过。我还挺开心，觉得大家都认可我的判断。过了一段时间复盘，才发现这些共识最强的项目表现并不好。后来听红杉美国团队的分享，他们也讲过：如果一个案子所有人都赞成，反而要警惕。
蒲凡：所以需要有个唱反调的人，专门论证它可能出什么问题。有时明确的反对意见，反而是有价值的信号。
崔轲迪：我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VC投资。刚开始工作的前半年听了很多道理，也读过很多书，可按照这些方法执行，结果并不好。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很多人教我的东西本来就有问题。那时候我的成绩在基金里排倒数第一。到了2023年上半年，我经常在家想，老板会不会把我开掉。
蒲凡：你这也太急了。2022年8月才开始做，2023年6月就反思自己做得不好？
崔轲迪：我倒觉得不是急。那时团队也在复盘投资策略。我这个人执行力很强，接到一个目标，就会尽力把它做好。你让我去研究量子计算，哪怕以前完全不懂，我也会用一个月时间把这个领域学到相当熟悉。
问题是，目标完成以后，结果也得自己承担。所以我开始怀疑：究竟是我的能力、审美有问题，还是大家形成的那套共识有问题？后来我还真找到了一种办法。你猜是什么？
蒲凡：不知道。
崔轲迪：答案是模仿张予彤。
张予彤，我的“逆向工程题”
蒲凡：你眼里的张予彤是什么样的人？
崔轲迪：我先说为什么选择去模仿吧。我给自己的要求是“先投对，再投早”。第一步得把审美的基准重新校准。以前的判断基准可能就错了，身边也没人能直接告诉你，什么才是好项目。你得先知道什么样的人可能做出千亿级公司。那时我缺少样本，就去读大量人物传记，这也是后来我很少看科幻小说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选张予彤，是个偶然。
2018年或2019年，我大学毕业回来，在北大斯坦福中心参加一场投资交流活动。台上有岳斌、龙宇、神策数据的桑文锋、Club Factory的楼云、火花思维的创始人，还有张予彤。我当时其实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金沙江创投有多厉害。但听完以后，我就是觉得她很厉害。跟上学时一眼知道该向班里哪个同学学习一样。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关注她在做什么。
蒲凡：但你很难说出自己究竟感受到了什么。 陈建兴（简智机器人创始人）、高继扬、张予彤，放在一起明明是三种人、三条路，但在你的判断里，好像有某种联系。
崔轲迪：我以前也怀疑过，这种判断方式是不是不对。
蒲凡：说实话，我现在听着也会怀疑。
崔轲迪：很多同事觉得跟我交流很费劲，因为我没法把自己为什么觉得一个人厉害清楚地讲出来。这就多少有点像拉马努金：有些判断先来自直觉，严密的证明反而需要后面再补。
还有曹曦，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读他访谈时，记住过两个比喻：一类创始人像闪电，另一类则像房间里坐着一个姚明，你一眼就会注意到。你要我准确描述闪电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但我也是真的体验过“被闪电击中”是种什么感觉。
2018年那场活动也是这样。过了这么多年，我连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人、会场的布置、后来建的微信群都记得。有些细节很清楚，但张予彤具体讲了哪些原话，我反倒记不住。留下来的是那种强烈的感觉。
蒲凡：因为她当时给你的印象太深了。
崔轲迪：对。那是我和张予彤少数几次线下有交集的场合之一，我们没真正深入聊过。后来我把她投过的项目都拉出来，一一研究，做模式识别。我发现其中有一类年轻创业者很典型：可能是斯坦福、哈佛、CMU或者清华出来的，气质鲜明，你一见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厉害。当然她投过的远不止这种人，我也会去研究其他类型的投资人。
到2023年5月左右，我遇到达摩院出来的陈俊波创办的有鹿机器人，意外发现张予彤也投了。我跟陈俊波聊过几次，有一天他突然说：“轲迪，我有时候觉得你和予彤挺像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模仿可能真的留下了一些痕迹，因为我们那时已经决定投有鹿，当然不是因为张予彤投了我才投。但她的案例帮助我校准了判断。
蒲凡：我担心两件事。第一，面对一个知识远超你的行业专家，你怎么判断他是在真诚地解释自己的研究，还是用专业名词压倒你？尤其你有一点技术崇拜，遇到一个很有学术权威的人，很可能缺少质疑的底气，觉得他说什么都对。
崔轲迪：你想问是，如果我模仿予彤会不会画皮难画骨那种感觉？
蒲凡：是一层问题。
崔轲迪：你理解的模仿和我不太一样。我模仿的人，有些我根本没真正见过。我更多通过他们公开留下的内容、以及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逆向还原他们怎么判断。我很少专门找张予彤这样的投资人，让她当面教我什么。我更习惯自己先观察。
蒲凡：也就是说，你模仿的可能是她做判断时的方法？
崔轲迪：不对。
蒲凡：那是更往上一层？
崔轲迪：我是在逆向工程。逆向还原的过程里，我会加入很多自己的主观判断。比如，假如我是张予彤，会怎么选项目？假如我是朱啸虎，又会怎么判断项目？我会这样反复代入，再找机会验证。王华东、曹曦这些前辈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他们在行业里做得久，网上留下了很多访谈和案例。我通常会先读完这些材料，把这个人的思路在脑子里还原一遍，再找机会跟本人交流。所以我也经常问自己，如果是王华东，会怎么想？曹曦会怎么想？
我像在学一门武功，有意识地捏出一个人。素材来自我观察过的榜样，但最后是我的主观判断拼起来的。我后来觉得，与其说我模仿张予彤投到了项目，不如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刚好跟她有些相似。
有鹿之后，接着就是星海图，第一次让我有非常强烈的“做天使投资”的感觉。我是公司第一轮的第一个股东，所以高继扬对我很重要。你要知道，当时星海图甚至还不叫星海图，最早的名字叫“筋斗云”。
我投了很多教授，但我信的不是教授
蒲凡：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当一个创业者还没被验证时，你怎么区分，他将来会成为很厉害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学术很扎实、却不适合创业的人？
崔轲迪：我从不问。
蒲凡：你不去做区分吗？
崔轲迪：我不做。
蒲凡：我就怕自己碰到一个学术特别厉害的人，最后发现他只适合做研究。
崔轲迪：我不会因为一个人是教授就投他，也不会因为他是教授就排除他。拿高飞老师举例。投资他创办的微分智飞，内部阻力很大：一是他当时是老师，二是他要做无人机。第一次上投委会，项目受到非常多的反对。当然了，其实星海图第一次上会，也没能通过。
我记得2024年有一次内部讨论投资策略，我做了一页PPT，列了七个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人。里面有王兴兴、高继扬、肖特特、拓竹的陶冶、图森未来的侯晓迪，也有高飞。这些人的专业背景、创业方向完全不同。肖特特此前做过Meta的Segment Anything相关研究，后来也创业了。
我会先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再尽量创造机会去见他。陶冶就很难见，我好不容易见到，听他聊完，觉得确实很厉害。高飞也一样。他今年33岁入选国家杰青，当然很了不起。但我们最早投资时，就是觉得他很厉害，没把“大学老师”“做无人机”这些标签当成决定性因素。
蒲凡：我觉得时代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以前高校老师出来创业，光是敢离开稳定环境，就说明他已经想清楚很多事，投资人可能少操点心。但今天老师创业太常见了。我还记得咱俩在清华见面的时候，你指着那栋教学楼说，里面的老师你差不多都聊过。
崔轲迪：即使是高飞老师刚创业时，我也认为科学家创业大概率会失败。现在我也这么认为。但厉害的人创业有机会成功，而教授身份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很厉害。
蒲凡：那你能把“厉害”解释清楚吗？到底什么样的人会给你闪电一般的感觉？
崔轲迪：我说不明白。建议你听听《20VC》采访红杉合伙人的那期节目。你会发现几位合伙人判断创始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问，你见过最厉害和最不厉害的人分别是谁；有人关心你的驱动力是什么。具体谈起来，也许就那么一两句话。
蒲凡：但这两句话进入他的判断系统之后，究竟怎么得出结果，别人不知道，甚至他自己也讲不清？
崔轲迪：比如徐新大姐经常说“抓大鱼”。可什么叫大鱼？怎么才能抓到大鱼？我以前在台下看那些资深投资人，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徐新大姐尤其厉害。但你去把她所有访谈总结一遍，所谓方法论其实也就几条。
蒲凡：那他们至少有一个输入指令。比如红杉合伙人问愿景、问驱动力。我们先不讨论这条信息怎样被消化，但他总有一个抓手。曹曦喜欢聊足球，聊一个人真正的兴趣。你有这样的诀窍吗？
崔轲迪：我最喜欢问创始人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最讨厌的人是谁？”后来我听节目才发现，这跟红杉一位合伙人问的best reference、worst reference有些像。
蒲凡：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带出什么？
崔轲迪：我可以从答案里感觉到这个人的审美，他喜欢什么、反感什么。雷军早期做投资时重视朋友的朋友，很多投资来自他熟悉的人际网络，我觉得也是一种对人的判断。
技术占我决策的99%
蒲凡：技术在你的投资决策里到底占多少？刚才你一直在讲触电感、房间里的姚明，那听上去都是创业者给你的主观感受。
崔轲迪：99%。技术在我的判断里占99%。
蒲凡：这太出乎我意料了。我以为你对人的感受至少占99%，没想到你说技术占99%。那你为什么还花那么多时间寻找那种“闪电”？
崔轲迪：给你举个例子。徐新大姐投过两家我参与天使轮的具身智能公司，一家是星海图，一家是维他动力。她跟余轶南、高继扬聊完以后，很快做了投资决定。她当然关心技术、关心产业格局，也提前做过大量功课，但未必需要坐下来跟创始人争论每个技术细节。
我也会追溯一个人的研究经历。一个人的过往工作不会骗人，关键是投资人愿不愿意认真看。比如元流（Current Robotics）的祝毅晨，他没有那种特别光鲜的履历，本科毕业，后来在美的研究具身智能。我开玩笑说，他可能是H-index最高的本科毕业生之一。
我把他的研究工作从头看了一遍，看他为什么从一个方向走到另一个方向，哪些问题持续在研究。我不需要逐行理解VLA里某个模块，却能看到他的research philosophy和research taste——研究哲学与研究品味。他在某些方向上做的工作，和国外同行的研究节奏很接近。
后来我们坐下来聊，反而不怎么聊技术细节，而是聊他准备怎么创业。我第一次跟他说，你这个背景融资可能很难。本科毕业、从美的出来，在具身智能领域，市场上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我并没有说美的不好，而是在提醒他会面对的现实。
蒲凡：这也回答了我预设的问题。投资人终究不是专家。前几年硬科技刚热起来，很多VC开始招聘产业博士，希望靠专业背景建立判断。 你一直说投资人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那到底懂到什么程度才合适？
崔轲迪：尤其做早期投资，根本不可能懂所有业务、所有技术细节。一个人说自己每个产业都很懂，我会有点怀疑。我经常直接承认，很多技术我其实不懂。
蒲凡：您跟创业者会这么说吗？
崔轲迪：会，而且我真不是谦虚。具身智能里的算法结构和技术细节，有些我确实不了解。
蒲凡：你懂的是什么？
崔轲迪：我对人的判断比较敏感。
蒲凡：等会儿，你不是说技术占99%吗？
崔轲迪：技术占99%，说的是我要看懂这个人的研究品味和技术路径，不等于我必须亲自掌握每个技术细节。
蒲凡：懂到这个程度就够用了。
崔轲迪：对。就算你让我明天去研究考古，我也能先去找这个领域里最厉害的几个人。我不知道无人机控制的每个技术环节，也能判断高飞老师厉害；我没系统学过大学物理，也能对钟翰森形成判断。量子技术我也不懂，但能慢慢判断谁在这个方向上比较厉害。最近可能还要投一个量子项目，我觉得那位创始人很有希望，虽然我并不懂他的所有技术。
蒲凡：那他身上哪个瞬间给了你“闪电”的感觉？
崔轲迪：先说个很主观的：哥们儿长得挺帅的，特别干净的那种帅。
蒲凡：这是来自荷尔蒙层面的闪电。
崔轲迪：也不是。我很难用语言描述那个感觉，但我相信他是很厉害的人，可能成为下一代青年领袖。他是1998年出生的。我希望自己能在不同领域持续识别出这样的人。
投资人真的有“孵化”能力吗？
蒲凡：前面一直聊你喜欢什么人、怎么判断人。现在聊点暴论。你说过很容易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那今天这么热闹的一级市场，有没有什么现象让你特别不爽？
崔轲迪：我特别反感FA或投资机构说自己“孵化”了一个项目。我也会反思自己，有时说某个项目是我孵化的，仔细想，其实根本没那么大作用。
蒲凡：那你心里，什么样的行为才配叫“孵化”？
崔轲迪：如果你定义了公司的方向、产品，找到了客户、组建了团队，那我承认你在孵化。
蒲凡：你觉得一个财务投资人在一个项目里，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崔轲迪：很多时候就是介绍几个人认识，拉个群，让创业者和别的项目聊聊。帮助当然有，但也仅此而已。
蒲凡：会不会是你经历还不够多，或者你自己做不到，所以才觉得别人也没多大作用？
崔轲迪：我这几年投的天使轮和公司第一轮，数量在同行里应该算很多了。所以你不能说，我是因为从来没做过早期投资，才有这样的判断。投到一个公司的第一轮，其实挺难的。很多投资人自己做不到，又很向往这个角色，于是就有了FA孵化、攒局等说法。但我有时候也搞不清，所谓攒局到底意味着做了多少事。
蒲凡：你觉得投资人们有一种冲动，希望自己在创业过程中扮演更多角色？
崔轲迪：对，想让自己显得更厉害，但其实没那么厉害。我甚至觉得“孵化”这个词没那么重要，投资人对项目的发展也没大家想得那么重要。极少数投资人可能确实对某个项目特别重要。但AI时代公司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要拿到很大的股权，或者你必须投得非常早，或者要拿出非常多的钱。
蒲凡：可对一家刚成立的公司来说，第一笔钱不就非常重要吗？它甚至决定项目能不能启动。
崔轲迪：现在AI项目越来越耗资金，能玩这个游戏的投资人越来越少。以前可能几千万美元投进去，希望公司涨到10亿美元；现在可能10亿美元投进去，希望公司涨到200亿美元。倍数看起来还在，游戏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是二八定律，后来可能越来越接近一九定律。
蒲凡：我说的“孵化”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第一笔钱，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开始。就像一颗蛋，你让它破壳而出，才叫孵化。至于小鸡长成大鸡，那已经是成长阶段了。
崔轲迪：所以我才觉得要把2022年前后作为一个分水岭。红杉美国的人也谈过，过去投几千万美元，希望公司最后做到十亿美元；今天可能十亿美元进去，目标是二百亿美元。公司成长的资本逻辑已经变了。
蒲凡：所以你觉得，VC推动孵化的作用，在今天已经弱了很多。
崔轲迪：我一直认为VC没有那么强的孵化功能。如果要说孵化，至少说清楚自己干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建几个群、介绍几位投资人，大家把估值推到A轮、B轮、C轮，就算孵化了吗？
蒲凡：钱这个工具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变小。接着把钱当生产力工具的VC，在创业过程中的影响力还会继续下降？
崔轲迪：越来越小。现在很多项目都有人高价找份额、托关系排队，这就说明钱在一些热门项目里的影响力确实变小了。我觉得自己的角色有点像几个兄弟准备划船，我正好碰到他们，聊得投缘，就帮着把船推下水。之后船越划越远，越做越大，我当然高兴，但我不能说那都是我的功劳。有些投资人早早投进去，等公司已经发展到很后期，还在董事会里不停指指点点，我会觉得挺好笑。我经常跟被投企业说：我对你们最大的尊重，就是尽可能少管你们。
我是一只不断往外跳的青蛙
崔轲迪：我有时候甚至觉得，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公司形态，商业模式本身就有些不合理。
蒲凡：怎么说？
崔轲迪：因为它很难建立一套能持续培养人才的组织体系，也很难沉淀出可以稳定传承的方法论。
蒲凡：所以你不相信一家VC可以基业长青？
崔轲迪：红杉做了几十年，我觉得他们算是做到了。国内这些基金，还得等第一代创始合伙人退休以后再看。问题是怎么交班。一家基金做了二十年，下一任是谁？下一任的下一任呢？接班人究竟应该擅长募资，还是擅长投资？这些事情都没那么容易回答。
蒲凡：这可能也是过去大家对风险投资的一种想象，觉得有一套方法论，一代又一代的人继承下去，机构就能基业长青。
崔轲迪：方法论当然有，只是很多原理其实很朴素。比如一个项目你两亿美元估值时没投，到了二十亿美元，还敢不敢再投进去？红杉、IDG有过这样的魄力。重仓也是一种能力，我到现在都还在学。前阵子有家公司上市，我去算了算几家以前觉得不够时髦的投资机构的回报，吓了一跳。有些回报可能是我这几年成绩的十倍、二十倍。我凭什么瞧不起别人？说不定我才是那个笑话。
蒲凡：可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觉得你的成功，可能恰恰是风险投资这个行业式微的一个标志。
崔轲迪：我觉得我还谈不上成功。
蒲凡：至少你已经走出来了。那些标志性的独角兽，愿意在最早期接受你的投资，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崔轲迪：我觉得自己现在像井里的一只青蛙。花了几年，终于往上蹦了一下，让井边上的你们看见了。但接下来呢？有可能我又掉回井里，也有可能真的蹦出来，走得更远。谁知道呢？
蒲凡：这个比喻挺形象。我们这些做媒体的，就像站在井边等着看青蛙跳出来的人。
VC比说唱还要“对抗”
蒲凡：最后聊些轻松点的话题。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说唱？
崔轲迪：我觉得说唱代表反叛，跟创业精神很像。而且说唱很重叙事、很会讲故事，我自己也喜欢讲故事。
蒲凡：说唱好像总是态度先行，先把自己的立场摆出来。你喜欢它的这种劲儿？
崔轲迪：我很喜欢underdog，也喜欢underground的文化。很多说唱歌手最初就是在地下演出、battle、写歌，慢慢才被更多人听见。他们的成长路径跟一开始就被唱片公司包装、推到台前的人很不一样。GAI就是典型例子。还有一些在海外生活过的rapper，也会在作品里讲自己的漂泊。
我觉得venture capital跟说唱特别像，都有一点漂泊和冒险的味道。早年我听GOSH、听GAI的歌，后来突然在更大的舞台看到这些从地下走出来的人，那种反差很震撼。以前几乎没人认识他，现在他做出来了。
蒲凡：但说唱的对抗感是不是太强了？我理解VC好像没那么强的对抗性，投资人有时候还得理解主流叙事，寻找共识。摇滚倒是更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喊给别人听。
崔轲迪：我反而觉得VC比说唱还要对抗。这几年我几乎一直在跟各种人、各种判断对抗，我投资的年轻创始人也是这样。中国社会对90后、00后创业者没那么友好。尤其是你仔细观察2023年前后，涌现出来的具身智能创业公司的一号位里，90后并不算多。后来AI热起来，大家渐渐觉得，这一波好像该年轻人登场了。但他们一路上经历了很多质疑，远没有外界想的那么轻松。
蒲凡：我从第一轮旁观到现在，也不觉得他们一路都那么顺利。
崔轲迪：对，还有很多对抗的地方。创业者要跟客户争取机会，跟投资人解释自己的选择；投资人还要回机构面对投委会。我现在既要推项目，又是IC成员，常常得从两个身份反复挑战自己的判断。其实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别人准备问我的问题，我往往已经先在心里问过一遍。
蒲凡：我能理解你说的对抗感。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90后。我一直觉得，90后是长期习惯于被忽视的一代人。80后有自己的时代叙事，后来又有千禧一代、Z世代。90后好像夹在中间，没被专门研究，也没被认真对待。等到我们终于有能力站出来表达，又常常发现没有回音。于是会主动寻找某种对抗，试着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做的事情有价值。这可能也是一种代际心情。
机械地照搬方法论，也是对LP的不负责
崔轲迪：回头看这几年，我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判断好项目，只好不断模仿，尽量少犯错。后来发现，一些大家都支持我投的案子表现不好；反倒是争议很大的案子，我好不容易投进去，却因为投得少，错过了更多收益。
所以一方面我很感谢老板给了我试错的空间——他最早在小米时期就接纳过我，后来又给我机会，2023年6月没有真的把我开掉，还愿意让我探索自己的方法——这样的环境挺难得。另一方面现在我也开始带团队了，才发现培养投资人和自己做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今年最大的挑战，就是希望团队里的年轻同事能成长得快一点。我在招聘时也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优先找计算机、商科背景的人，反而希望团队有更多不同专业的视角。
蒲凡：因为你觉得商科背景的人太会算了？
崔轲迪：也不完全是。我担心有些人太早接受精英主义的评价体系，反而容易被框住。
现在团队里有人学建筑，有人学天文，也有人学音乐。他们有自己的驱动力，又带着一点underdog的气质。我觉得这些人过去可能没得到足够多的机会，就像我老板当年给我的机会一样。
蒲凡：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新人吧？
崔轲迪：当然工作过。只是他们还没有把某一种判断方式固化下来。我很担心有些年轻投资人，刚做出一点成绩，就认为自己的方法永远是对的。我的同事还挺flexible，愿意调整。我希望团队里这几个1998年、1999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同学，将来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可以继续做投资，也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如果继续做，我希望他们做得比我们这一代更好。
蒲凡：可你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套方法，怎么传给他们？
崔轲迪：我带人的办法，有点像给AI设计训练环境。我会先设定constraint，约束条件。比如不做FA推荐的项目；再比如，要努力成为一家初创公司第一轮里最早的股东。
我相当于改变游戏规则。赚钱当然是目标，但还得满足这些约束。同事们就在这个环境里练习自己的判断。我还会给他们很多case，让他们找答案。有些根本不是我们马上要投的项目，很多问题也没有现成解法。最近一个同事手上就有九道题，方向是给定的，信息和答案得他自己去找，反复试错，有点像强化学习。
蒲凡：这种训练方法也有点说唱精神。给你一个场景、一套限制，看你怎么在里面寻找自己的表达，跟对手完成对抗。
崔轲迪：我觉得说唱歌手的成长和VC投资人的成长，确实有些像。说唱里有刚出头的年轻人，也有GAI、C-Block这样的老炮；投资圈也有不同代际的人。有人成名很早，有人积累很久才被看见。
不管是说唱还是投资，我都觉得有点江湖的感觉。江湖里有名门正派，也有各种路数的人。可张无忌、令狐冲这样的角色，偏偏会走出一条不太正规的路。
蒲凡：令狐冲很有意思。《笑傲江湖》里，别人给令狐冲运功疗伤，他的心理活动总是“反正都这样了，索性试试”。结果就是这样左输一道真气、右输一道真气，反而成为了武林中独树一帜的奇才。这和你说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先去做再看结果，确实有一点相似。
崔轲迪：我也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对LP、对基金的钱不负责任。但如果明知道过去那套经验已经不管用，还机械地照做，我觉得同样不负责任。
蒲凡：会不会也因为你有点outlier的气质？常规路径没有给过你多少正反馈，所以你对“必须按正经路子来”这件事没那么在意。
崔轲迪：我以前很想按正经路子走。可照别人教的办法投，最后不work，那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被一泡尿憋死。而且当时是2023年，市场也不好。你说我投得差，可那些比我多十年经验的人，一定投得比我好吗？我还听过一段真实对话：一位高层问投资经理，“为什么我们投不到杨植麟？”我当时特别惊讶。难道一个刚入行的投资经理，本来就应该有能力投到杨植麟？
蒲凡：像段子成真了。
崔轲迪：我不想这样带团队。芒格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如果发现一件事不合理，可以反过来想。我听了很多看似正确却不管用的道理，就开始试着反过来做。当然我也不知道这种做法能不能持续。
蒲凡：而且2023年那种市场状态，也不是每年都有。下一次机会可能要等很久。
行业越是热闹，我越想看别处
崔轲迪：周期每年都不一样。2023、2024年投的项目，也许过六七个月才有估值变化；2025年有些当年投、当年涨；2026年又可能慢下来了。到了2027年，也许涨得更慢。可真正做经营的人，不会每天只盯着估值。真正在经营公司的人，往往很讨厌泡沫。泡沫会干扰他们的判断，也会推高预期。
蒲凡：这正是我想聊的。
崔轲迪：我觉得真心喜欢做投资的人，也可能不喜欢泡沫。
蒲凡：它来得太急、太快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选这本书给你作为礼物。这是科幻作家七月的新小说《明夜，谁将留存于这具身体》。故事设定在2069年，人类通过脑机接口远程控制另一具身体，替自己工作、约会，完成各种任务。
我去参加过这本书的读书会，但体验很奇特。主持人问大家知不知道“蒸馏”，有人说知道。我挺期待他会怎么解释。结果他说，蒸馏就是把同事复制进AI。我听完有点惊讶，因为能主持畅销科幻作家的读书会，说明这个人至少接触过一些技术话题。但他对蒸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这个层面。
所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叙事走得太快了，大众理解技术、理解机器人到底能做什么的速度却远远没跟上。我们也没把它对普通生活有什么用解释清楚。很多人对机器人产生的疑虑和敌意，就这么积累起来了。这对行业长期发展不是好事。
崔轲迪：你刚才问，当一个行业有泡沫时，我是什么状态。我觉得一个赛道只要形成了特别明显的泡沫，通常就已经离开我的关注重点。
我为什么经常谈90后、00后创业者？当然不会单凭年龄投一个人。重点是具身智能的发展周期至少是七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在这个前提下，高继扬、陈建兴都是90后，他们有机会把很长一段职业生涯投入进去。反过来说，一个四十大几岁、五十多岁才开始创业的人，可能要坚持到六十岁、七十岁。我对他能不能一直保持这种热情会有疑问。
所以早期选择创始人时，我没有那么看重他有没有做过生意、有没有连续创业经历。我更想知道，他怎样理解智能，对具身智能到底有多大热情。这里面有白马选手，也有黑马选手。有的人早就有漂亮履历；也有人像祝毅晨，履历没那么光鲜，却做出了让我很喜欢的研究。
而且年轻创业者得到的支持其实不多。现在掌握资源的人里，很多恰好是他们父辈的年纪，第一反应会把他们当孩子看。倒是有些年纪更长的企业家，愿意认真支持这些年轻人。
所以我从没想过专门去投90后。只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回头发现，具身智能里有不少90后创始人都被我投到了。
蒲凡：但泡沫这么快地来、这么快地走，也会让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被裹挟进去。
崔轲迪：我在2024年底也FOMO过一阵。具身智能估值涨得太快了，我第一次遇到那种行情，觉得自己以前投少了，晚上都睡不着。那时候就会想，如果某一轮能再多投一千万，后面账面上可能就多赚一个亿。
蒲凡：但如果你穿越回去，改变当时的投资决定，也许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一样了。
崔轲迪：以前陆奇跟我讲，做投资应该支持更多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当时想，我们作为GP难道不该先看IRR吗？他听完有点不高兴，说：“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 IRR will return back”——他的意思是，先把对的事情做了，回报会跟着来。
我当时心想，这老头在说什么。后来慢慢觉得，他讲的可能确实有道理。
你自己都不是outlier，凭什么识别outlier？
蒲凡：最后留一句你觉得有用的“干货”。
崔轲迪：这些年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你自己都不是outlier，凭什么投到outlier？
蒲凡：但我觉得这句话有个悖论。一个人如果整天说自己很摇滚，通常就没那么摇滚了；一个人总说自己很时尚，也未必有多时尚。outlier是不是也一样？当你开始刻意追求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离它了。
崔轲迪：所以我从没说过自己是outlier。
蒲凡：但问题就在这儿。你刚才说，一个投资人自己得是outlier，才能识别出outlier。可如果我为了做投资，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outlier，那我不就开始刻意追求与众不同了吗？
崔轲迪：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outlier。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很难识别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outlier。你总得在某些地方跟他有共鸣，才能意识到他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蒲凡：那我再追问一步。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outlier？又怎么判断别人是不是？总不能因为一个人行为古怪、想法跟大家不一样，就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吧？
崔轲迪：可能只能交给别人判断。比如外界有人觉得我很抽象，喜欢搞特殊，但我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也没觉得自己多么特别，更没觉得自己有多吊儿郎当。
蒲凡：所以我更愿意把outlier理解成一种路径选择。比如一条现成的路摆在面前，大家都说这条路好，过去也有很多人通过它取得成功。但我可能觉得，这条路未必适合自己，我想试试另外一条。至于最后能不能走出来，我其实也不知道。
崔轲迪：对。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专门去学嬉皮士，学他们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摆出一副反叛的姿态，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蒲凡：这就是我想说的。你走另外一条路，应该是因为你觉得那样做更合适，而不是先给自己安排一个outlier的身份，再另辟蹊径。甚至你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个词，只是一路按照自己的判断走下去。等到很多年以后，回头看，发现自己确实走了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别人可能才会说，你是个outlier。
崔轲迪：所以我觉得你也是个outlier，董师傅也肯定是outlier。
对话崔轲迪：90后，不高兴
“可能是投资具身最猛的人。”——但他很讨厌这个标签。
我一直记得第一次见到轲迪的场景。一个大清早，在清华南门，不太冷也不太热，远远就能瞧见有个人不是来上班的，圆寸、精瘦、大黑框、牛仔夹克、瘫在露营椅上。我一屁股坐下，他也没有找个创投或者VC之类的专业话题开场。第一个话题是嘻哈，聊GAI的《超社会》和什么叫underdog。我回敬了他一个摇滚话题，告诉他朋克没有特定的呈现形式，比如图瓦民谣就“愣朋克”。
聊到兴头上，他很随机的招手喊住了一个路过的小伙子。我以为他要拉着我认识个“小天才”，创业几个月ARR上亿美元的那种。结果他眉毛一挑，说：“这哥们玩编曲的”。我站在旁边也跟着咧嘴笑，满脑子都想着一个词，真“自在”。
当然了，他deserve“自在”。
轲迪是BV百度风投执行董事、投委会成员。这几年他们在前沿科技领域里存在感极强，从具身智能到物理AI，早期的明星项目帮衬了不少。为了能在高度竞争的这几年活下来，轲迪是使了大力气的，星海图、简智机器人、奇算光启、深度原理、微分智飞、观宇芯算等等都是他主导的被投——而且他还只是个95后，30岁刚出点头。
作为编辑，我有一百个理由爱这样的人。甚至我在路上就把标题想好了。以前曲凯老师和绿洲资本的张津剑做过一期播客，说老张是“投资AI最猛的人”。我总觉得，轲迪大概也有资格争一争“投资具身最猛的人”，虽然他很讨厌这个标签。
可惜我偏偏是个创投编辑，我不能停留在“刻奇”。而轲迪的那条所谓的专业故事线恰恰又是这样的：
轲迪大概是2022年秋天加入的百度风投。这是他第一次尝试早期投资，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番。但到了2023年6月——也就差不多大半年左右——他就觉得自己“不太行”了。直接原因是他业绩很不好，稳居倒数第一。深层原因是他很“强执行”，考虑到自己是新人，就在那几个月里如饥似渴地请教了很多前辈，不停地翻书。
那些对应着“大结果”的经验教训，套用在自己身上完全成了个“负面光环”，这太容易让人自我怀疑了。于是走投无路的轲迪，决定开始一项“邪修”，去研究当时还在金沙江的张予彤投过的项目，揣摩人家究竟看中了什么。也没什么复杂的理由，就是因为一次跑会的时候偶然听到了张予彤的圆桌，觉得很过瘾。
这真“不严肃”，真“随心所欲”，可这故事也就是从这里反转。三年时间，他在科技领域拿到了那些让同行羡慕的结果，拥有了上面提到的那些闪耀着时代光芒的Portfolio。
这太没道理了。而且就是这样的轲迪，开始感到“无聊”了。
这更无厘头。三年前还在担心被老板开掉的人，如今投出了那么多明星项目，这本身就是“神迹”。更何况他随口输出的工作场景大概都是这样的：下午刚被拉进一个创业者的微信群，当晚就从北京赶到上海，跟人聊到深夜。再想想清华南门那个聊嘻哈、谈朋克，随时能扯出一堆奇闻轶事的轲迪，这种人居然也会觉得无聊？
想来想去，我觉得或许跟90后有关。我和轲迪年纪差不多。我们这代人有个挺尴尬的地方：80后有自己的时代叙事，往后又有千禧一代、Z世代，90后反倒总是夹在中间，习惯了被忽视，也没怎么被认真对待。等到好不容易有了表达的能力，又发现自己的声音经常没有回音。于是很多时候，我们似乎总在和什么东西较劲，非得做出点成绩，证明自己确实有资格站在这里。
轲迪对90后创业者也确实有偏爱，大概也藏着这样的心思。他总是提到，今天掌握资源的人，很多已经是年轻创业者父辈的年纪，见面第一反应就是把他们当孩子。他相信具身智能这样的事业，动辄要花十年、二十年，恰恰需要一群足够年轻、愿意把职业生涯押上去的人。他自己也是95后，好不容易有了“开枪的权利”，自然不愿意再让同龄人因为年轻而失去机会。
而且我也总是想起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里描绘的“末人”。尼采认为，末人是人类可能的潜在结局之一，或者大部分人的“终点”：他们不再贫穷，充分享受着已有的一切，甚至拥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幸福生活——没有太大的危险，也不必承受太多痛苦，人人都有一点小小的快乐。他们会因为感受到了这些宣称自己已经发明了幸福，于是不再尝试“学会什么”，而只是眨着眼睛问：“什么是爱？什么是创造？什么是渴望？”
尼采对人类的这个结局相当悲观，也更表现出对“末人”的怜悯。因为末人没有经历什么惊天动地的失败，也未必主动放弃过理想。他们只是渐渐习惯了现成的秩序，习惯了别人告诉自己什么值得追求、怎样才算成功，又该在什么时候感到满足。久而久之，连更高的渴望都成了多余的东西。尼采说人是一座桥梁，人应当有不断超越自身的可能；可末人已经把桥当成了家，甚至忘了桥的另一端还有什么。
这样想来，轲迪身上的那股不高兴十分顺理成章。按照创投圈的标准，他已经赢得了足够多的东西。行业也早就替他准备好了接下来的生活：继续投项目，做更大的账本，积累名望，早晚成为自己当年仰望过的那些投资前辈。可风险投资需要不断重新解读世界，不可避免地循环陷入挣扎与怆然，天然地孕育“超人”——他需要挣扎出来。
当然，我也无意把轲迪捧成尼采笔下的“超人”，但他起码应该是一种“现象”，一种包含着“时代疑惑”的现象：一个险些被行业淘汰的年轻人，靠着一套说不清的方法闯出了名堂，究竟是他的本事太特殊，还是风险投资积累了半个多世纪的经验出了问题？进一步推论而他的成功，会不会恰好是风险投资这个行业的危险信号？
以下是文字切片，完整对话在视频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本期研讨会成员
BV百度风投执行董事 崔轲迪
投中网编辑 蒲凡
不要叫我“投资人”
蒲凡：你先来个自我介绍吧。你有没有官方版本，还有个人版本？
崔轲迪：你把我问住了。我特别不喜欢自我介绍，不知道你会不会。
蒲凡：我也不太会自我介绍，之前还专门录过一期播客，叫《自从加入了投资圈，所有人都管我叫总》。以前做媒体时，别人叫我蒲老师、蒲哥、凡哥。后来进了投资圈，都开始叫我“总”。我总觉得，一旦这么叫，好像就期待我能动用什么资源帮忙，或者把我当作某个阶层的人。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也很回避自我介绍。
我当然也有正式头衔，是投中网副主编，但每次这么介绍，我都会忍不住从旁边审视自己：是不是又掉进官本位的叙事里了？毕竟“副主编”更像行政级别，也没说清我具体干什么。后来我想，还是“编辑”更准确。
所以我能共情你的地方就是，如果我向别人介绍你，我可能不会先说你是哪的，那样还得铺垫很多。我大概会说，你是做具身智能投资的。
崔轲迪：我之前跟你说过，虽然那时候咱俩认识不久，但我已经观察你很长时间了。我喜欢“观察”。我一旦做了自我介绍，就很难再安安静静地观察别人。
蒲凡：因为你突然要开始观察自己了，开始内观了。
崔轲迪：对。我很喜欢躲在一个地方观察大家，久而久之就更不会自我介绍了。我甚至不喜欢听到别人喊我的名字。从小就这样。老师提问点名也好，学校颁奖叫到我也好，我都不太喜欢听到自己的名字。
蒲凡：可你现在是投资人，要参加各种活动。别人怎么介绍你，其实也隐含着对你的评价。如果我说你是具身智能投资人，我就是认为这方面的工作最能代表你的能力。
崔轲迪：我觉得很难用几句话说清自己是谁。你要说我是“具身投资人”，我心里会……
蒲凡：不爽？
崔轲迪：暗骂一声。因为我不觉得“具身智能投资人”能概括我。而且我本来就不喜欢“投资人”这三个字。我发自内心觉得，“投资人”这三个字在很多语境下已经带上了贬义。
蒲凡：可你的职业要求你以投资人的身份去见人。比如你第一次见高继扬（星海图创始人），总不能说：“哥们儿，我是来给你钱的。”
崔轲迪：那是工作场合的例行介绍，大家先进入角色，再聊事情。但你要是听过我跟创始人聊天，就知道我很少上来就谈业务。有时候恰恰是我不太想投的项目，才会认真聊业务。因为如果真想投，我会先花很多时间了解这个人。
全票通过的项目，后来表现都不好
蒲凡：这就牵出一个问题——虽然你不喜欢“投资人”这个称呼，我还是得用——你们投硬科技，很多产业可能十年、二十年以后才兑现潜力。投资人不可能在每个领域都有超过创始人的知识储备。面对的偏偏又都是各自领域里的顶尖人物。这种情况下，你怎样从零开始建立判断？
我们以前聊过，如果只抓几个创业者标签，比如学历、履历、是不是靠谱，很容易沦为小聪明。但你作为机构投资人，还要对LP和回报负责，总得形成某种判断方法。量子、世界模型、物理AI，这些东西该怎么学？
崔轲迪：我跟你最大的分歧在这儿：等一个赛道已经被清晰定义、大家都在谈的时候，我往往觉得最好的早期机会已经过去了。这个想法，也是我2022年8月做早期投资以后慢慢悟出来的。
前六个月我投了一些项目。当时在内部投委会，这些项目经常高票通过，甚至全票通过。我还挺开心，觉得大家都认可我的判断。过了一段时间复盘，才发现这些共识最强的项目表现并不好。后来听红杉美国团队的分享，他们也讲过：如果一个案子所有人都赞成，反而要警惕。
蒲凡：所以需要有个唱反调的人，专门论证它可能出什么问题。有时明确的反对意见，反而是有价值的信号。
崔轲迪：我刚开始根本不知道怎样做真正的VC投资。刚开始工作的前半年听了很多道理，也读过很多书，可按照这些方法执行，结果并不好。我开始怀疑，是不是很多人教我的东西本来就有问题。那时候我的成绩在基金里排倒数第一。到了2023年上半年，我经常在家想，老板会不会把我开掉。
蒲凡：你这也太急了。2022年8月才开始做，2023年6月就反思自己做得不好？
崔轲迪：我倒觉得不是急。那时团队也在复盘投资策略。我这个人执行力很强，接到一个目标，就会尽力把它做好。你让我去研究量子计算，哪怕以前完全不懂，我也会用一个月时间把这个领域学到相当熟悉。
问题是，目标完成以后，结果也得自己承担。所以我开始怀疑：究竟是我的能力、审美有问题，还是大家形成的那套共识有问题？后来我还真找到了一种办法。你猜是什么？
蒲凡：不知道。
崔轲迪：答案是模仿张予彤。
张予彤，我的“逆向工程题”
蒲凡：你眼里的张予彤是什么样的人？
崔轲迪：我先说为什么选择去模仿吧。我给自己的要求是“先投对，再投早”。第一步得把审美的基准重新校准。以前的判断基准可能就错了，身边也没人能直接告诉你，什么才是好项目。你得先知道什么样的人可能做出千亿级公司。那时我缺少样本，就去读大量人物传记，这也是后来我很少看科幻小说的原因。
至于为什么选张予彤，是个偶然。
2018年或2019年，我大学毕业回来，在北大斯坦福中心参加一场投资交流活动。台上有岳斌、龙宇、神策数据的桑文锋、Club Factory的楼云、火花思维的创始人，还有张予彤。我当时其实不知道她是谁，也不知道金沙江创投有多厉害。但听完以后，我就是觉得她很厉害。跟上学时一眼知道该向班里哪个同学学习一样。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关注她在做什么。
蒲凡：但你很难说出自己究竟感受到了什么。 陈建兴（简智机器人创始人）、高继扬、张予彤，放在一起明明是三种人、三条路，但在你的判断里，好像有某种联系。
崔轲迪：我以前也怀疑过，这种判断方式是不是不对。
蒲凡：说实话，我现在听着也会怀疑。
崔轲迪：很多同事觉得跟我交流很费劲，因为我没法把自己为什么觉得一个人厉害清楚地讲出来。这就多少有点像拉马努金：有些判断先来自直觉，严密的证明反而需要后面再补。
还有曹曦，他对我的影响也很大。我读他访谈时，记住过两个比喻：一类创始人像闪电，另一类则像房间里坐着一个姚明，你一眼就会注意到。你要我准确描述闪电是什么，我也说不出来，但我也是真的体验过“被闪电击中”是种什么感觉。
2018年那场活动也是这样。过了这么多年，我连当时坐在我旁边的人、会场的布置、后来建的微信群都记得。有些细节很清楚，但张予彤具体讲了哪些原话，我反倒记不住。留下来的是那种强烈的感觉。
蒲凡：因为她当时给你的印象太深了。
崔轲迪：对。那是我和张予彤少数几次线下有交集的场合之一，我们没真正深入聊过。后来我把她投过的项目都拉出来，一一研究，做模式识别。我发现其中有一类年轻创业者很典型：可能是斯坦福、哈佛、CMU或者清华出来的，气质鲜明，你一见就能感觉到这个人厉害。当然她投过的远不止这种人，我也会去研究其他类型的投资人。
到2023年5月左右，我遇到达摩院出来的陈俊波创办的有鹿机器人，意外发现张予彤也投了。我跟陈俊波聊过几次，有一天他突然说：“轲迪，我有时候觉得你和予彤挺像的。”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的模仿可能真的留下了一些痕迹，因为我们那时已经决定投有鹿，当然不是因为张予彤投了我才投。但她的案例帮助我校准了判断。
蒲凡：我担心两件事。第一，面对一个知识远超你的行业专家，你怎么判断他是在真诚地解释自己的研究，还是用专业名词压倒你？尤其你有一点技术崇拜，遇到一个很有学术权威的人，很可能缺少质疑的底气，觉得他说什么都对。
崔轲迪：你想问是，如果我模仿予彤会不会画皮难画骨那种感觉？
蒲凡：是一层问题。
崔轲迪：你理解的模仿和我不太一样。我模仿的人，有些我根本没真正见过。我更多通过他们公开留下的内容、以及跟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逆向还原他们怎么判断。我很少专门找张予彤这样的投资人，让她当面教我什么。我更习惯自己先观察。
蒲凡：也就是说，你模仿的可能是她做判断时的方法？
崔轲迪：不对。
蒲凡：那是更往上一层？
崔轲迪：我是在逆向工程。逆向还原的过程里，我会加入很多自己的主观判断。比如，假如我是张予彤，会怎么选项目？假如我是朱啸虎，又会怎么判断项目？我会这样反复代入，再找机会验证。王华东、曹曦这些前辈对我也有很大影响。他们在行业里做得久，网上留下了很多访谈和案例。我通常会先读完这些材料，把这个人的思路在脑子里还原一遍，再找机会跟本人交流。所以我也经常问自己，如果是王华东，会怎么想？曹曦会怎么想？
我像在学一门武功，有意识地捏出一个人。素材来自我观察过的榜样，但最后是我的主观判断拼起来的。我后来觉得，与其说我模仿张予彤投到了项目，不如说……我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刚好跟她有些相似。
有鹿之后，接着就是星海图，第一次让我有非常强烈的“做天使投资”的感觉。我是公司第一轮的第一个股东，所以高继扬对我很重要。你要知道，当时星海图甚至还不叫星海图，最早的名字叫“筋斗云”。
我投了很多教授，但我信的不是教授
蒲凡：这就有了第二个问题：当一个创业者还没被验证时，你怎么区分，他将来会成为很厉害的企业家，还是一个学术很扎实、却不适合创业的人？
崔轲迪：我从不问。
蒲凡：你不去做区分吗？
崔轲迪：我不做。
蒲凡：我就怕自己碰到一个学术特别厉害的人，最后发现他只适合做研究。
崔轲迪：我不会因为一个人是教授就投他，也不会因为他是教授就排除他。拿高飞老师举例。投资他创办的微分智飞，内部阻力很大：一是他当时是老师，二是他要做无人机。第一次上投委会，项目受到非常多的反对。当然了，其实星海图第一次上会，也没能通过。
我记得2024年有一次内部讨论投资策略，我做了一页PPT，列了七个我觉得特别厉害的人。里面有王兴兴、高继扬、肖特特、拓竹的陶冶、图森未来的侯晓迪，也有高飞。这些人的专业背景、创业方向完全不同。肖特特此前做过Meta的Segment Anything相关研究，后来也创业了。
我会先想，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再尽量创造机会去见他。陶冶就很难见，我好不容易见到，听他聊完，觉得确实很厉害。高飞也一样。他今年33岁入选国家杰青，当然很了不起。但我们最早投资时，就是觉得他很厉害，没把“大学老师”“做无人机”这些标签当成决定性因素。
蒲凡：我觉得时代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变量。以前高校老师出来创业，光是敢离开稳定环境，就说明他已经想清楚很多事，投资人可能少操点心。但今天老师创业太常见了。我还记得咱俩在清华见面的时候，你指着那栋教学楼说，里面的老师你差不多都聊过。
崔轲迪：即使是高飞老师刚创业时，我也认为科学家创业大概率会失败。现在我也这么认为。但厉害的人创业有机会成功，而教授身份并不代表这个人一定很厉害。
蒲凡：那你能把“厉害”解释清楚吗？到底什么样的人会给你闪电一般的感觉？
崔轲迪：我说不明白。建议你听听《20VC》采访红杉合伙人的那期节目。你会发现几位合伙人判断创始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有的人问，你见过最厉害和最不厉害的人分别是谁；有人关心你的驱动力是什么。具体谈起来，也许就那么一两句话。
蒲凡：但这两句话进入他的判断系统之后，究竟怎么得出结果，别人不知道，甚至他自己也讲不清？
崔轲迪：比如徐新大姐经常说“抓大鱼”。可什么叫大鱼？怎么才能抓到大鱼？我以前在台下看那些资深投资人，觉得他们都很厉害，徐新大姐尤其厉害。但你去把她所有访谈总结一遍，所谓方法论其实也就几条。
蒲凡：那他们至少有一个输入指令。比如红杉合伙人问愿景、问驱动力。我们先不讨论这条信息怎样被消化，但他总有一个抓手。曹曦喜欢聊足球，聊一个人真正的兴趣。你有这样的诀窍吗？
崔轲迪：我最喜欢问创始人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人是谁？最讨厌的人是谁？”后来我听节目才发现，这跟红杉一位合伙人问的best reference、worst reference有些像。
蒲凡：你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带出什么？
崔轲迪：我可以从答案里感觉到这个人的审美，他喜欢什么、反感什么。雷军早期做投资时重视朋友的朋友，很多投资来自他熟悉的人际网络，我觉得也是一种对人的判断。
技术占我决策的99%
蒲凡：技术在你的投资决策里到底占多少？刚才你一直在讲触电感、房间里的姚明，那听上去都是创业者给你的主观感受。
崔轲迪：99%。技术在我的判断里占99%。
蒲凡：这太出乎我意料了。我以为你对人的感受至少占99%，没想到你说技术占99%。那你为什么还花那么多时间寻找那种“闪电”？
崔轲迪：给你举个例子。徐新大姐投过两家我参与天使轮的具身智能公司，一家是星海图，一家是维他动力。她跟余轶南、高继扬聊完以后，很快做了投资决定。她当然关心技术、关心产业格局，也提前做过大量功课，但未必需要坐下来跟创始人争论每个技术细节。
我也会追溯一个人的研究经历。一个人的过往工作不会骗人，关键是投资人愿不愿意认真看。比如元流（Current Robotics）的祝毅晨，他没有那种特别光鲜的履历，本科毕业，后来在美的研究具身智能。我开玩笑说，他可能是H-index最高的本科毕业生之一。
我把他的研究工作从头看了一遍，看他为什么从一个方向走到另一个方向，哪些问题持续在研究。我不需要逐行理解VLA里某个模块，却能看到他的research philosophy和research taste——研究哲学与研究品味。他在某些方向上做的工作，和国外同行的研究节奏很接近。
后来我们坐下来聊，反而不怎么聊技术细节，而是聊他准备怎么创业。我第一次跟他说，你这个背景融资可能很难。本科毕业、从美的出来，在具身智能领域，市场上有多少人愿意相信你？我并没有说美的不好，而是在提醒他会面对的现实。
蒲凡：这也回答了我预设的问题。投资人终究不是专家。前几年硬科技刚热起来，很多VC开始招聘产业博士，希望靠专业背景建立判断。 你一直说投资人不需要成为技术专家。那到底懂到什么程度才合适？
崔轲迪：尤其做早期投资，根本不可能懂所有业务、所有技术细节。一个人说自己每个产业都很懂，我会有点怀疑。我经常直接承认，很多技术我其实不懂。
蒲凡：您跟创业者会这么说吗？
崔轲迪：会，而且我真不是谦虚。具身智能里的算法结构和技术细节，有些我确实不了解。
蒲凡：你懂的是什么？
崔轲迪：我对人的判断比较敏感。
蒲凡：等会儿，你不是说技术占99%吗？
崔轲迪：技术占99%，说的是我要看懂这个人的研究品味和技术路径，不等于我必须亲自掌握每个技术细节。
蒲凡：懂到这个程度就够用了。
崔轲迪：对。就算你让我明天去研究考古，我也能先去找这个领域里最厉害的几个人。我不知道无人机控制的每个技术环节，也能判断高飞老师厉害；我没系统学过大学物理，也能对钟翰森形成判断。量子技术我也不懂，但能慢慢判断谁在这个方向上比较厉害。最近可能还要投一个量子项目，我觉得那位创始人很有希望，虽然我并不懂他的所有技术。
蒲凡：那他身上哪个瞬间给了你“闪电”的感觉？
崔轲迪：先说个很主观的：哥们儿长得挺帅的，特别干净的那种帅。
蒲凡：这是来自荷尔蒙层面的闪电。
崔轲迪：也不是。我很难用语言描述那个感觉，但我相信他是很厉害的人，可能成为下一代青年领袖。他是1998年出生的。我希望自己能在不同领域持续识别出这样的人。
投资人真的有“孵化”能力吗？
蒲凡：前面一直聊你喜欢什么人、怎么判断人。现在聊点暴论。你说过很容易知道自己不喜欢什么，那今天这么热闹的一级市场，有没有什么现象让你特别不爽？
崔轲迪：我特别反感FA或投资机构说自己“孵化”了一个项目。我也会反思自己，有时说某个项目是我孵化的，仔细想，其实根本没那么大作用。
蒲凡：那你心里，什么样的行为才配叫“孵化”？
崔轲迪：如果你定义了公司的方向、产品，找到了客户、组建了团队，那我承认你在孵化。
蒲凡：你觉得一个财务投资人在一个项目里，他最大的作用是什么？
崔轲迪：很多时候就是介绍几个人认识，拉个群，让创业者和别的项目聊聊。帮助当然有，但也仅此而已。
蒲凡：会不会是你经历还不够多，或者你自己做不到，所以才觉得别人也没多大作用？
崔轲迪：我这几年投的天使轮和公司第一轮，数量在同行里应该算很多了。所以你不能说，我是因为从来没做过早期投资，才有这样的判断。投到一个公司的第一轮，其实挺难的。很多投资人自己做不到，又很向往这个角色，于是就有了FA孵化、攒局等说法。但我有时候也搞不清，所谓攒局到底意味着做了多少事。
蒲凡：你觉得投资人们有一种冲动，希望自己在创业过程中扮演更多角色？
崔轲迪：对，想让自己显得更厉害，但其实没那么厉害。我甚至觉得“孵化”这个词没那么重要，投资人对项目的发展也没大家想得那么重要。极少数投资人可能确实对某个项目特别重要。但AI时代公司需要的资本越来越多，要拿到很大的股权，或者你必须投得非常早，或者要拿出非常多的钱。
蒲凡：可对一家刚成立的公司来说，第一笔钱不就非常重要吗？它甚至决定项目能不能启动。
崔轲迪：现在AI项目越来越耗资金，能玩这个游戏的投资人越来越少。以前可能几千万美元投进去，希望公司涨到10亿美元；现在可能10亿美元投进去，希望公司涨到200亿美元。倍数看起来还在，游戏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是二八定律，后来可能越来越接近一九定律。
蒲凡：我说的“孵化”也许就是这个意思。没有第一笔钱，很多事情根本没法开始。就像一颗蛋，你让它破壳而出，才叫孵化。至于小鸡长成大鸡，那已经是成长阶段了。
崔轲迪：所以我才觉得要把2022年前后作为一个分水岭。红杉美国的人也谈过，过去投几千万美元，希望公司最后做到十亿美元；今天可能十亿美元进去，目标是二百亿美元。公司成长的资本逻辑已经变了。
蒲凡：所以你觉得，VC推动孵化的作用，在今天已经弱了很多。
崔轲迪：我一直认为VC没有那么强的孵化功能。如果要说孵化，至少说清楚自己干了什么、承担了什么责任。建几个群、介绍几位投资人，大家把估值推到A轮、B轮、C轮，就算孵化了吗？
蒲凡：钱这个工具本身的影响力，也在变小。接着把钱当生产力工具的VC，在创业过程中的影响力还会继续下降？
崔轲迪：越来越小。现在很多项目都有人高价找份额、托关系排队，这就说明钱在一些热门项目里的影响力确实变小了。我觉得自己的角色有点像几个兄弟准备划船，我正好碰到他们，聊得投缘，就帮着把船推下水。之后船越划越远，越做越大，我当然高兴，但我不能说那都是我的功劳。有些投资人早早投进去，等公司已经发展到很后期，还在董事会里不停指指点点，我会觉得挺好笑。我经常跟被投企业说：我对你们最大的尊重，就是尽可能少管你们。
我是一只不断往外跳的青蛙
崔轲迪：我有时候甚至觉得，风险投资基金作为一种公司形态，商业模式本身就有些不合理。
蒲凡：怎么说？
崔轲迪：因为它很难建立一套能持续培养人才的组织体系，也很难沉淀出可以稳定传承的方法论。
蒲凡：所以你不相信一家VC可以基业长青？
崔轲迪：红杉做了几十年，我觉得他们算是做到了。国内这些基金，还得等第一代创始合伙人退休以后再看。问题是怎么交班。一家基金做了二十年，下一任是谁？下一任的下一任呢？接班人究竟应该擅长募资，还是擅长投资？这些事情都没那么容易回答。
蒲凡：这可能也是过去大家对风险投资的一种想象，觉得有一套方法论，一代又一代的人继承下去，机构就能基业长青。
崔轲迪：方法论当然有，只是很多原理其实很朴素。比如一个项目你两亿美元估值时没投，到了二十亿美元，还敢不敢再投进去？红杉、IDG有过这样的魄力。重仓也是一种能力，我到现在都还在学。前阵子有家公司上市，我去算了算几家以前觉得不够时髦的投资机构的回报，吓了一跳。有些回报可能是我这几年成绩的十倍、二十倍。我凭什么瞧不起别人？说不定我才是那个笑话。
蒲凡：可我还是那个观点。我觉得你的成功，可能恰恰是风险投资这个行业式微的一个标志。
崔轲迪：我觉得我还谈不上成功。
蒲凡：至少你已经走出来了。那些标志性的独角兽，愿意在最早期接受你的投资，这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崔轲迪：我觉得自己现在像井里的一只青蛙。花了几年，终于往上蹦了一下，让井边上的你们看见了。但接下来呢？有可能我又掉回井里，也有可能真的蹦出来，走得更远。谁知道呢？
蒲凡：这个比喻挺形象。我们这些做媒体的，就像站在井边等着看青蛙跳出来的人。
VC比说唱还要“对抗”
蒲凡：最后聊些轻松点的话题。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说唱？
崔轲迪：我觉得说唱代表反叛，跟创业精神很像。而且说唱很重叙事、很会讲故事，我自己也喜欢讲故事。
蒲凡：说唱好像总是态度先行，先把自己的立场摆出来。你喜欢它的这种劲儿？
崔轲迪：我很喜欢underdog，也喜欢underground的文化。很多说唱歌手最初就是在地下演出、battle、写歌，慢慢才被更多人听见。他们的成长路径跟一开始就被唱片公司包装、推到台前的人很不一样。GAI就是典型例子。还有一些在海外生活过的rapper，也会在作品里讲自己的漂泊。
我觉得venture capital跟说唱特别像，都有一点漂泊和冒险的味道。早年我听GOSH、听GAI的歌，后来突然在更大的舞台看到这些从地下走出来的人，那种反差很震撼。以前几乎没人认识他，现在他做出来了。
蒲凡：但说唱的对抗感是不是太强了？我理解VC好像没那么强的对抗性，投资人有时候还得理解主流叙事，寻找共识。摇滚倒是更像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喊给别人听。
崔轲迪：我反而觉得VC比说唱还要对抗。这几年我几乎一直在跟各种人、各种判断对抗，我投资的年轻创始人也是这样。中国社会对90后、00后创业者没那么友好。尤其是你仔细观察2023年前后，涌现出来的具身智能创业公司的一号位里，90后并不算多。后来AI热起来，大家渐渐觉得，这一波好像该年轻人登场了。但他们一路上经历了很多质疑，远没有外界想的那么轻松。
蒲凡：我从第一轮旁观到现在，也不觉得他们一路都那么顺利。
崔轲迪：对，还有很多对抗的地方。创业者要跟客户争取机会，跟投资人解释自己的选择；投资人还要回机构面对投委会。我现在既要推项目，又是IC成员，常常得从两个身份反复挑战自己的判断。其实我最大的对手还是自己，别人准备问我的问题，我往往已经先在心里问过一遍。
蒲凡：我能理解你说的对抗感。我们年龄差不多，都是90后。我一直觉得，90后是长期习惯于被忽视的一代人。80后有自己的时代叙事，后来又有千禧一代、Z世代。90后好像夹在中间，没被专门研究，也没被认真对待。等到我们终于有能力站出来表达，又常常发现没有回音。于是会主动寻找某种对抗，试着证明自己的存在、证明做的事情有价值。这可能也是一种代际心情。
机械地照搬方法论，也是对LP的不负责
崔轲迪：回头看这几年，我最开始不知道怎么判断好项目，只好不断模仿，尽量少犯错。后来发现，一些大家都支持我投的案子表现不好；反倒是争议很大的案子，我好不容易投进去，却因为投得少，错过了更多收益。
所以一方面我很感谢老板给了我试错的空间——他最早在小米时期就接纳过我，后来又给我机会，2023年6月没有真的把我开掉，还愿意让我探索自己的方法——这样的环境挺难得。另一方面现在我也开始带团队了，才发现培养投资人和自己做投资，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我今年最大的挑战，就是希望团队里的年轻同事能成长得快一点。我在招聘时也有自己的想法：不一定优先找计算机、商科背景的人，反而希望团队有更多不同专业的视角。
蒲凡：因为你觉得商科背景的人太会算了？
崔轲迪：也不完全是。我担心有些人太早接受精英主义的评价体系，反而容易被框住。
现在团队里有人学建筑，有人学天文，也有人学音乐。他们有自己的驱动力，又带着一点underdog的气质。我觉得这些人过去可能没得到足够多的机会，就像我老板当年给我的机会一样。
蒲凡：但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新人吧？
崔轲迪：当然工作过。只是他们还没有把某一种判断方式固化下来。我很担心有些年轻投资人，刚做出一点成绩，就认为自己的方法永远是对的。我的同事还挺flexible，愿意调整。我希望团队里这几个1998年、1999年、2000年左右出生的同学，将来有更好的发展。他们可以继续做投资，也可以选择别的职业。如果继续做，我希望他们做得比我们这一代更好。
蒲凡：可你自己都说不清楚那套方法，怎么传给他们？
崔轲迪：我带人的办法，有点像给AI设计训练环境。我会先设定constraint，约束条件。比如不做FA推荐的项目；再比如，要努力成为一家初创公司第一轮里最早的股东。
我相当于改变游戏规则。赚钱当然是目标，但还得满足这些约束。同事们就在这个环境里练习自己的判断。我还会给他们很多case，让他们找答案。有些根本不是我们马上要投的项目，很多问题也没有现成解法。最近一个同事手上就有九道题，方向是给定的，信息和答案得他自己去找，反复试错，有点像强化学习。
蒲凡：这种训练方法也有点说唱精神。给你一个场景、一套限制，看你怎么在里面寻找自己的表达，跟对手完成对抗。
崔轲迪：我觉得说唱歌手的成长和VC投资人的成长，确实有些像。说唱里有刚出头的年轻人，也有GAI、C-Block这样的老炮；投资圈也有不同代际的人。有人成名很早，有人积累很久才被看见。
不管是说唱还是投资，我都觉得有点江湖的感觉。江湖里有名门正派，也有各种路数的人。可张无忌、令狐冲这样的角色，偏偏会走出一条不太正规的路。
蒲凡：令狐冲很有意思。《笑傲江湖》里，别人给令狐冲运功疗伤，他的心理活动总是“反正都这样了，索性试试”。结果就是这样左输一道真气、右输一道真气，反而成为了武林中独树一帜的奇才。这和你说把每一天当作最后一天、先去做再看结果，确实有一点相似。
崔轲迪：我也想过，这么做会不会对LP、对基金的钱不负责任。但如果明知道过去那套经验已经不管用，还机械地照做，我觉得同样不负责任。
蒲凡：会不会也因为你有点outlier的气质？常规路径没有给过你多少正反馈，所以你对“必须按正经路子来”这件事没那么在意。
崔轲迪：我以前很想按正经路子走。可照别人教的办法投，最后不work，那还能怎么办？人总不能被一泡尿憋死。而且当时是2023年，市场也不好。你说我投得差，可那些比我多十年经验的人，一定投得比我好吗？我还听过一段真实对话：一位高层问投资经理，“为什么我们投不到杨植麟？”我当时特别惊讶。难道一个刚入行的投资经理，本来就应该有能力投到杨植麟？
蒲凡：像段子成真了。
崔轲迪：我不想这样带团队。芒格讲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如果发现一件事不合理，可以反过来想。我听了很多看似正确却不管用的道理，就开始试着反过来做。当然我也不知道这种做法能不能持续。
蒲凡：而且2023年那种市场状态，也不是每年都有。下一次机会可能要等很久。
行业越是热闹，我越想看别处
崔轲迪：周期每年都不一样。2023、2024年投的项目，也许过六七个月才有估值变化；2025年有些当年投、当年涨；2026年又可能慢下来了。到了2027年，也许涨得更慢。可真正做经营的人，不会每天只盯着估值。真正在经营公司的人，往往很讨厌泡沫。泡沫会干扰他们的判断，也会推高预期。
蒲凡：这正是我想聊的。
崔轲迪：我觉得真心喜欢做投资的人，也可能不喜欢泡沫。
蒲凡：它来得太急、太快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选这本书给你作为礼物。这是科幻作家七月的新小说《明夜，谁将留存于这具身体》。故事设定在2069年，人类通过脑机接口远程控制另一具身体，替自己工作、约会，完成各种任务。
我去参加过这本书的读书会，但体验很奇特。主持人问大家知不知道“蒸馏”，有人说知道。我挺期待他会怎么解释。结果他说，蒸馏就是把同事复制进AI。我听完有点惊讶，因为能主持畅销科幻作家的读书会，说明这个人至少接触过一些技术话题。但他对蒸馏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这个层面。
所以之后我就一直在想，技术和资本市场的叙事走得太快了，大众理解技术、理解机器人到底能做什么的速度却远远没跟上。我们也没把它对普通生活有什么用解释清楚。很多人对机器人产生的疑虑和敌意，就这么积累起来了。这对行业长期发展不是好事。
崔轲迪：你刚才问，当一个行业有泡沫时，我是什么状态。我觉得一个赛道只要形成了特别明显的泡沫，通常就已经离开我的关注重点。
我为什么经常谈90后、00后创业者？当然不会单凭年龄投一个人。重点是具身智能的发展周期至少是七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在这个前提下，高继扬、陈建兴都是90后，他们有机会把很长一段职业生涯投入进去。反过来说，一个四十大几岁、五十多岁才开始创业的人，可能要坚持到六十岁、七十岁。我对他能不能一直保持这种热情会有疑问。
所以早期选择创始人时，我没有那么看重他有没有做过生意、有没有连续创业经历。我更想知道，他怎样理解智能，对具身智能到底有多大热情。这里面有白马选手，也有黑马选手。有的人早就有漂亮履历；也有人像祝毅晨，履历没那么光鲜，却做出了让我很喜欢的研究。
而且年轻创业者得到的支持其实不多。现在掌握资源的人里，很多恰好是他们父辈的年纪，第一反应会把他们当孩子看。倒是有些年纪更长的企业家，愿意认真支持这些年轻人。
所以我从没想过专门去投90后。只是坚持自己的判断，回头发现，具身智能里有不少90后创始人都被我投到了。
蒲凡：但泡沫这么快地来、这么快地走，也会让人在很短的时间里被裹挟进去。
崔轲迪：我在2024年底也FOMO过一阵。具身智能估值涨得太快了，我第一次遇到那种行情，觉得自己以前投少了，晚上都睡不着。那时候就会想，如果某一轮能再多投一千万，后面账面上可能就多赚一个亿。
蒲凡：但如果你穿越回去，改变当时的投资决定，也许整个故事的发展就不一样了。
崔轲迪：以前陆奇跟我讲，做投资应该支持更多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当时想，我们作为GP难道不该先看IRR吗？他听完有点不高兴，说：“If you do the right thing, IRR will return back”——他的意思是，先把对的事情做了，回报会跟着来。
我当时心想，这老头在说什么。后来慢慢觉得，他讲的可能确实有道理。
你自己都不是outlier，凭什么识别outlier？
蒲凡：最后留一句你觉得有用的“干货”。
崔轲迪：这些年对我影响很大的一句话是：你自己都不是outlier，凭什么投到outlier？
蒲凡：但我觉得这句话有个悖论。一个人如果整天说自己很摇滚，通常就没那么摇滚了；一个人总说自己很时尚，也未必有多时尚。outlier是不是也一样？当你开始刻意追求这个身份的时候，可能就已经偏离它了。
崔轲迪：所以我从没说过自己是outlier。
蒲凡：但问题就在这儿。你刚才说，一个投资人自己得是outlier，才能识别出outlier。可如果我为了做投资，先要求自己成为一个outlier，那我不就开始刻意追求与众不同了吗？
崔轲迪：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outlier。但我确实认为，一个人很难识别出与自己完全不同的outlier。你总得在某些地方跟他有共鸣，才能意识到他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蒲凡：那我再追问一步。你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outlier？又怎么判断别人是不是？总不能因为一个人行为古怪、想法跟大家不一样，就给他贴上这个标签吧？
崔轲迪：可能只能交给别人判断。比如外界有人觉得我很抽象，喜欢搞特殊，但我自己从来没这么想过。我只是在做自己觉得对的事情，也没觉得自己多么特别，更没觉得自己有多吊儿郎当。
蒲凡：所以我更愿意把outlier理解成一种路径选择。比如一条现成的路摆在面前，大家都说这条路好，过去也有很多人通过它取得成功。但我可能觉得，这条路未必适合自己，我想试试另外一条。至于最后能不能走出来，我其实也不知道。
崔轲迪：对。但如果一个人只是为了显得与众不同，专门去学嬉皮士，学他们的生活方式、穿着打扮，摆出一副反叛的姿态，我觉得也没什么意思。
蒲凡：这就是我想说的。你走另外一条路，应该是因为你觉得那样做更合适，而不是先给自己安排一个outlier的身份，再另辟蹊径。甚至你可能根本没想过这个词，只是一路按照自己的判断走下去。等到很多年以后，回头看，发现自己确实走了一条很少有人走过的路，别人可能才会说，你是个outlier。
崔轲迪：所以我觉得你也是个outlier，董师傅也肯定是outlier。
0
第一时间获取股权投资行业新鲜资讯和深度商业分析，请在微信公众账号中搜索投中网，或用手机扫描左侧二维码，即可获得投中网每日精华内容推送。
发表评论
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