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风险投资史》这本书里，“2015年”拿走了相当多的篇幅。因为这一年是双创时代的序幕，“创业”成为了最时髦的职业选择，风险投资由此顺势走出了束之高阁的“金融体系”，成为了创业者们心中“图腾式”的存在。不过更重要的是，行业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一些简单的数据指标上。“社会分工”的不断变化，以及随着而来的方法论再建设，更能佐证一个行业走向成熟。
而在2015年，风险投资人们就迎来了这样的里程碑：共享出行大战。
在共享出行大战之前，风险投资人们完全可以安心地扮演幕后角色。即使有相关报道，人们也本能地归类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错”等宏大的话题中。共享出行大战之后，随着“互联网思维”逐渐成为一条通用的建设标准，改造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了资本和创新最集中的领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风险投资”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开始习惯性地在解读所有新生事物、创业故事的时候，将“风险投资”带入到讨论之中。
剧变下，风险投资人们再也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幕后玩家”。继续往前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无法绕开“公共资源再利用”“社会分工再分配”这些严肃命题
这段汹涌的日子，也是刘毅然的上半场故事。
在2016年加入元璟资本之前，刘毅然的代表作是下注滴滴D轮融资。加入元璟之后，刘毅然面临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共享单车”大战。这样的经历很有史诗感，刘毅然也因此成为当时风险投资行业最火的“明日之星”之一，刘毅然也在朋友圈里写着“曾经陪滴滴走过一段硝烟，现在在硝烟里邂逅滴滴”。可同样是在那时候，他也曾引用另一句话：“风险投资总体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行业”。
可以说，被认为充分享受了时代红利，进而被称作少壮派、被寄予厚望，被期待着推动整个行业向前迈进一大步，却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变局，会感到彷徨——这是刘毅然的上半场故事，也是他这一代投资人的共同母题。
当然，刘毅然很好地回答了这一切。加入元璟到现在的10年里，穿越上半场，刘毅然的代表作里写下了滴滴，也写下了理想汽车，伴随科技新物种的技术更迭，更多的硬科技项目陆续浮出水面：涂鸦智能、乐动机器人、深势科技、至简动力……他逐渐成为少壮派的代表，也证明了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
可为什么是“刘毅然”完成了从移动互联网到硬科技的周期跨越？充满戏剧性冲突的上半场故事，如何塑造了刘毅然如今的职业生涯？
更重要的是，时代总是在螺旋中上升，随着人工智能再次掀起创投热潮，现在，那个移动互联网时期熟悉的叙事仿佛又回来了，从自动驾驶的批量上市，到具身智能的独角兽森林，更有大量的创业者低成本、快速的启动着他们的一人公司。那么这个时代可以类比十年前的往事吗？在两个阶段都给出了高分成绩单的少壮派们，将要开启怎样的下半场？
走过二十岁的中国风险投资行业，需要答案。
本期研讨会成员
元璟资本管理合伙人刘毅然
投中网编辑《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蒲凡
投中网编辑《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张楠
“我不怕折腾自己”
蒲凡：张楠老师比我更早认识刘毅然，我很好奇你最初见到毅然时，是什么观感？
张楠：我和毅然有过一次三个多小时的深谈。后来投中办活动，毅然也经常参加，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在这次提纲里也写到了这一点：毅然是一个看上去各方面都非常“正”的人。我们形容一只股票，或者形容一个人，经常会用“浓眉大眼”这个词。而他就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正，而且“毅然”这个名字也非常正。
蒲凡：你喜欢这个评价吗？
刘毅然：听起来不是坏事。但做投资，通常太板正，可能很难获得超额回报。投资往往要出奇招，甚至出“邪招”，才可能出现奇迹。所以你第一次这么说时，我还挺意外的。好像也是第一次有人用“正”来形容我的长相和整体感觉。
工作风格上可能确实有一点。这应该和我过去的经历有关。我是从国际大公司入行的，经过千军万马、层层选拔才进去；而且先做卖方，后做买方。卖方的经历，就是我在投行工作的那段时间，让我知道应该怎样专业、职业地服务客户。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高度自律和职业化的底层基因。很多事情，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我知道怎样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可能就是这些经历，形成了我今天的风格。
蒲凡：那咱们就顺着这段自我剖析聊。你提到，自己的风格受成长经历影响很大。你的经历里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你是工科生，学的是电子工程，但职业生涯为什么没有奔着工程师去？
刘毅然：我提前20年学了一个行业，我学的是光电子。
张楠：今天太火了。
刘毅然：对，所以今天我做光电子投资的成功率还不错，我们有一些发展得不错的项目。但当年我博士毕业时，那一代光通信技术，已经把人类未来20年需要的海底电缆和通信带宽都铺得差不多了，所以暂时出现了专业和就业机会的错配。再加上当时我在伦敦，伦敦是一座高度发达的金融城市，很容易就从理工科转向当时更火热的金融市场。所以我没有从事本专业，毕业之后直接进入了金融行业。
蒲凡：你会觉得特别不适应吗？我们通常认为，当代教育体系的宗旨，就是在不断挖掘和放大一个人的天赋。你能够在英国学电子工程，还拿到奖学金，说明你在理工科方面很有天分，也一定受到过很多正向鼓励。后来突然转向金融，会不会有一种天赋被挥霍了，或者放弃了自己天赋的感觉？
刘毅然：很多事情回头看，路径都很清楚，（我能做好投资人工作）恰恰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当时虽然进入了金融行业，但选的是科技属性最强的金融工作。比如我没有去做高频量化，也没有去做交易，而是选择了科技行业的投行。因为只有这个方向，才能让我继续跟踪和参与科技行业的发展。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有一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打开工作电脑时，里面是一个个以全球500强科技企业图标命名的文件夹。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最近在进行什么并购、准备收购谁。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学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原来西门子在做这个，原来飞利浦在做那个，你仍然能够参与科技产业。
张楠：昨天有位嘉宾的经历和你很像，也是从金融机构、美元PE一路转到VC。我当时问他，从PE转向VC，我们也聊了同样的话题，问他这个跨度大不大？现在也想问问你的答案，除了从工科转向金融，你还从PE转向了VC。
刘毅然：这和所处的年代有关。我2009年回到亚洲、加入淡马锡时，正好赶上移动互联网的起点。到了2010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小米。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精力会被那一大波创新无限吸引。比如小米做米聊时，我们会研究加拿大黑莓推出的聊天软件。是那个时代吸引着我们不断走向创新行业，而且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再加上我本身有理工科背景，这种成就感和愉悦感会被进一步放大。我不是一个只愿意算数字的人，算数字也不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原因。
所以，我开始不断向创新和更早期的投资阶段靠近。并不是所有PE机构，都能够给投资人锻炼早期投资能力的机会。反而是在淡马锡的那段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个全栈的投资视角，也得到了不同阶段的投资训练。这一点，我一直很感激。
蒲凡：这个学习过程难吗？
刘毅然：我觉得自己肯定是乐在其中。无论历史上成功还是失败的案子，今天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也很荣幸，自己能在那一轮大潮里扮演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手机兴起时，我在做什么？安卓兴起时，我在做什么？当时做出了哪些正确判断，又做出了哪些错误判断？所以小米上市时，我还饶有兴趣地翻出了我们当年的报告，看看自己当时哪句话说对了，哪句话说错了。我觉得，有兴趣才能坚持。一个大的产业周期最终形成闭环，也会让你产生很强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蒲凡：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愿意接受困难和辛苦的人。因为刚才我在你的回忆里，频繁地听到三个字，叫“应该的”。专业和就业环境错配了，那我就应该寻找新的方向；从卖方转到买方，需要重新学习，而且也没人教，虽然很难，但这也是应该的，扎进去做就行了。
刘毅然：有个朋友曾经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去创业？你有一种折腾自己的潜质”——对，我不怕折腾自己。
回头看，我过去几次重要的转折，都是自己争取或者主动选择的，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也不是碰巧走到了那里。第一次，是从科研转向金融。从博士毕业到找到投行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你的背景不典型，别人未必愿意要你。当时我是自己给伦敦金融城几家投行的负责人写邮件，直接问：“我是这样的情况，你要还是不要？”最后七家顶级投行里，有两家给我回了信。我就在非校园招聘的周期里，把这份工作拿了下来。
而且很有意思，同一家投行的校园招聘系统给我发拒信，和业务组老板给我发聘用信，是同一天到达的。这就是一次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结果。2008、2009年，我离开欧洲回到亚洲时，又赶上金融危机。跨地区找工作，经济形势也很差，还是我自己联系亚洲的工作机会，最后和淡马锡的老板谈出来的。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去新加坡。
后来加入元璟，也是在工作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产业发展趋势，有意识地开始思考：下一代基金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做投资？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机会认识吴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来自自己积极的选择和抉择。
“PE教会了我兵棋推演和前三定律”
张楠：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聊这个话题：一个人过去的人生是否顺利，会不会影响他未来对事情的判断？
刘毅然：这个话题很深，也是我这几年的一个感悟。我刚开始做VC时，最不服的一句话就是“历史业绩”。当我自己没有历史业绩时，我觉得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我是真的从心里不服，不只是表面上不服。我觉得，你历史上投过什么项目，和下一次能不能打赢我，没有关系。
但十多年下来，我开始觉得，成功还是有规律的。产业可以变化，但一个人的投资思路，以及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原因，很多是可以重复的。所以今天，我会更加尊重一些优秀的习惯，也更尊重资源和经验的传承。我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就可以直接大闹天宫。现在的我，对历史和传统比过去更加尊重。
蒲凡：所以你觉得，自己过去的经历虽然看起来很精彩，但并不适合用运气好、一路顺来解释。那并不是“顺”，更多是努力的结果。
刘毅然：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顺。刚才提到的每一次转折，当时其实都可能存在一个看起来更好的选择，甚至是那个阶段的局部最优解。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今天的整条路径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回头看，这些连续发生的结果，我觉得也很好。它更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
蒲凡：是的。刚才提到，你有朋友评价你，认为你很适合创业。在我看来，你从淡马锡出来，带着滴滴这样的代表作，前面还有大众点评等项目，而且正好经历了2012年到2018年那段很好的时期，按照你的资历和年龄，当时确实应该去创业，做VC2.0。哪怕不做一家实业公司，也应该成立自己的基金。
刘毅然：严格来说，我是2016年出来的。我觉得自己是出去做中国VC的3.0，做2.0已经晚了。2018、2019年很多火热的IPO，都是2014、2015年投的。年份差一年，差别可能就很大。到了2016年，很多案子已经没有了，或者VC已经投不动了。当时考虑要不要出去干，更多是看中了所谓第三代的机会。
我们经常用三代来概括中国VC的发展。第一代是“大品牌”，也就是2008、2009年前后进入中国的那些大基金；第二代是青壮派分裂，从大基金里走出一批青壮派团队，但他们大多在2013、2014、2015年已经出来了。我们当年算是比较早地尝试3.0。年龄上还属于广义的2.0，仍在当打之年，但中国科技生态已经明显出现了生态化，各个山头开始出现产业巨头。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明确：如何与巨头共舞，如何围绕巨头的产业资源做一些事情。如果能把这些结合起来，结果可能会更好。
当时也有不少同龄VC邀请我一起干，但我看到元璟这个机会，觉得它兼具2.0和3.0的优点，又有产业方的资源禀赋，所以更有意思。我就投身进去，探索一种3.0的做法。
蒲凡：你刚才那段话，是你后来总结出来的，还是你当时就想明白的？
刘毅然：我2016年募资时就是这么讲的。你现在去找当年见过我们的LP，材料里清清楚楚写着1.0、2.0、3.0，下面也都有具体案例。淡马锡的投资射程很宽，可以投早期公司，也可以投基金。所以2015、2016年时，中国大部分美元基金我都有所涉猎和了解，我们也会对中国美元VC后续的发展形成判断。我们是带着自己的判断，把自己投进了这只基金。后来淡马锡投资我们，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因为我们确实在践行这个理念。所以这肯定不是后来补出来的。
蒲凡：但是我很惊讶，那时候你还很年轻，其次你的从业经验在整个的VC2.0里边也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是你却具备了一个上帝视角，去俯瞰说我预判10年之后的事，20年之后的事，我还能全局总揽现在的行业的现状和现在的行业困境。我们都说当局者迷，从现在看你一点都不迷，怎么做到的？
刘毅然：当然，这和今天回头看有很大关系。但1.0、2.0、3.0这套想法，确实是第一天就想好的。我必须先把一件事想清楚，才会放弃前面十几年的积累，跳出去创业。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想法？我很感谢淡马锡和PE阶段的训练。
PE面对的是一个半成熟的产业，或者一张已经打开一部分的地图，需要思考后面会发生什么。很早期的VC或天使投资，更多是bottom-up，从底层的人和事出发，其他东西还可以想象。PE面对的产业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更像玩《魔兽争霸》：地图已经开了一部分，你要判断剩下的敌人在哪里。这种训练更容易形成结构化思维：整张地图是什么样？我今天处在什么位置？产业的生态边界在哪里？后面的竞合关系会怎么演变？
另外，我也受益于淡马锡投委会的训练。新加坡实行全民兵役，一些不同兵种的司令退休后会进入我们的投委会。他们未必懂投资，却会用兵棋推演的思路和你讨论：这个产业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生态边界在哪里？后面应该如何推演？我在那里学会了很多，也逐渐形成了用战略和板块的方式看待变化的习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训练。
蒲凡：这个视角特别有意思啊，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从全民兵役这个角度来解读淡马锡。
刘毅然：对，所以严格来说我也是改行，我原来做的是PE，所以2016年我进的是VC。
张楠：我刚才也想说这一点。PE和VC严格来说有很大区别。淡马锡也会投一些早期项目，但综合来看，它仍然是一家亚太地区很大的PE机构。如果把PE的逻辑高度抽象成两个字，就是“算账”。EBIT怎么算，后面的现金流怎么形成，都要尽可能算清楚。我想问毅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你从PE转向VC时，给了你什么帮助？
刘毅然：当然有帮助。你说PE讲算账，但我们（淡马锡）投的大部分案子，也没办法精准算账。我们当年投小米、滴滴、美团时，账都很模糊。比如投滴滴时，我们还在算打车和自己买车、停车，究竟哪一个更划算。因为当时滴滴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出现，平台上主要还是出租车。按照外资PE的要求，我们会把账算得非常详实、有理有据。但后来你会发现，公司可能会变得非常大，而那些数字并不是决定投资成败的核心。
这段经历让我逐渐明白，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可以变化的。我们的IC是全球性的，也横跨多个行业，很难围绕某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展开特别深入的微观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一些好的投资，说明当时讨论对了另外一些更基础的事情。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很多投资之所以做对，是因为最基础的几个判断做对了，并不在于你算出公司明年能够打平。很多案子最后出错，也往往错在当年最不愿意承认、最想回避、最不愿意讨论的那些风险。你最终还是逃不过它。
今天在元璟的投委会上，我最强调的是“1、2、3”：把投资最重要的一到三个原因说出来，而且必须排序。第一个原因一定是最大的，不可能三个原因各占三分之一。通常第一个原因可能占50%，第二个占30%，第三个占20%，前三个原因已经解释了这个案子的90%。你算的那些账，或者其他信息，可能只是剩下的部分。
这种讨论会逼着大家去繁求简、去伪存真。这个项目最本质的理由，也许就是团队足够强，他以后会变化、会成功。你不需要再用很多机会去粉饰它。我甚至会把这个理论推到极致。人类的运动会为什么只有金、银、铜牌？因为这差不多就是成年人的注意力极限，人类社会最容易记住前三名。所以不管你自己写投资材料，还是和投委会沟通，都不可能用半天时间讨论一个案子。你必须优先提炼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一个原因连前三都排不进去，它的权重必然已经很低。
“共享单车是整个行业必要的一课”
蒲凡：我想用你的魔法来攻击你。你2016年做的重大的选择，不仅仅是加入元璟，另一个抉择是你搁置了自己在淡马锡时期的擅长的投资领域，转入了智能驾驶。那么你当时列的1、2、3是什么？
刘毅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有点“作弊”。因为我离开淡马锡之前，已经开始看新能源汽车了。淡马锡在我离开的前后投资了蔚来，我参与了前半段工作，包括管理层访谈，也和李斌建立了联系。所以这个问题，我当时已经思考了一半，也做了大量产业研究，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只是等我出来时，蔚来的融资已经过去了，我需要再找一个标的，后来遇到了理想。
在淡马锡的七年里，我们投过软件、硬件、互联网等多种生态，再往前也投过消费品等更综合的产业。我一直觉得，投资人的视野不能太窄。如果成长和训练过程中只盯着一个特别窄的方向，未必是好事。所以我带着一个半成熟的视角开始做元璟。
回头看，当然很幸运。更重要的是，那时互联网已经走到后半程，增速开始放缓。找到新的突破点、新的生态拓展方向，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是一个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过程，也可以说误打误撞地展开了新的生态。如果没有撞到这个案子、没有走向这个方向，我们也许会继续摸索别的机会，也可能被困在互联网里。所以理想这个项目，对元璟打开后面的生态思路非常重要。
蒲凡：或者说你是带着我要投理想，或者投这个领域的预期去加入元璟的吗？
刘毅然：不是。之前我划分的VC1.0、2.0、3.0，本质上还是按照互联网产业的划分。因为互联网产业里已经出现了BAT这样的巨头，小米等公司也成长为巨头，所以那是一套偏软、偏互联网世界的思路，和电动车并没有直接挂钩。但小米那段经历，让我在遇到理想时有非常强的代入感。电动车是什么样、几座的车，这些基础问题，在淡马锡看蔚来时已经研究过了。
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对这个问题的很多思考，与我们当年对小米的判断如出一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小米重新来了一遍。所以这个案子反而很简单。一个很明星的创业者，加上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觉得应该做。至于当年有没有严格按照“1、2、3”来写，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三个理由并不难提炼。
蒲凡：那在内部讨论过程中有过争议吗？
刘毅然：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刚成立的元璟，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自主度跟开放空间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在试错或者是在赛马。大家都有一些自己，比较强的信仰跟信念的时候，会有一些空间。
蒲凡：没人挑战你？
刘毅然：这有什么可挑战的？一个做过几十亿美元上市公司的创业者，出来做“中国的特斯拉”，方向也成立，没什么可挑战的。
蒲凡：我突然又想回到那个词了，还是很顺，这个机遇可遇不可求：加入了一个新行业、一家新机构，这家新机构又给你恰如其分的开放空间……
刘毅然：这里面不顺的事情也很多。首先，我们投得太少了。人永远都是这样，回头看，总觉得当年投得太少。理想上市那一天，我重新看当年的那期基金，横向比较，发现创业者素质超过李想的人并不多；从产业空间看，我们当年投的各种小应用，能够超过电动车、超过特斯拉的也不多。这样的人和事加在一起，我会反思为什么不敢把更大的基金比例压上去？
可能一方面受限于基金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刚开始创业时仍然有一些青涩，不敢重压。所以遗憾也很多。我们当年也参与了共享单车，留下了非常痛的教训。所以很难说每一件事都顺。
张楠：这就很有意思了。再稍微讲的远一点，2002年的时候，王传福造了中国第一辆电动汽车，同时特斯拉已经开始起步如果按照一个非常长的产业视角来看，其实那个时候的趋势已经形成了。如果说VC应该站在一个前瞻者的视角来看，就是你应该看到这种趋势嘛，应该更大比例的去押注。
刘毅然：我们当时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区。我们一度喜欢互联网那种“四两拨千斤”的轻巧投法：一笔钱投下去，很快能变成几千万订单，这是我们熟悉的方法论。造车重资本、非常烧钱，不是互联网投资人天然熟悉的轻巧模式。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所谓硬核科技。现在回头看，当时应该更大胆、更早、更开放地拥抱新的东西。
蒲凡：我再追问你一个有点压力的问题。那段时间全民讨伐共享单车是批量制造城市垃圾，全民讨伐共享单车乱局是一场资本的狂欢。你作为当事人，你当时心态是什么？会有一种负罪感吗？
刘毅然：没有。交割完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拉开窗帘，看到街口有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那一刻我有很强的时代代入感，觉得我们在助推中国的一次社会转型。今天共享单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产业中间经历了痛苦的调整和挤泡沫，但最后还是变成了新的生活常态。无论当年我押中的是赢家还是输家，我从头到尾见证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共享单车给整个资本市场上了很有必要的一课。以今天的硬科技标准回头看，它的技术壁垒并不高，主要还是模式创新。当时我完整经历了赶集与58、滴滴与快的、美团与点评等合并。连续几次合并之后，资本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认为只要合并就能赚大钱。我甚至听过后轮投资人的逻辑：两家公司合并后，客单价可以涨50%，然后就能盈利、上市。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投资行业会变成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甚至有些病态的行业。
共享单车最后没有按照大家预想的方式合并，也是在提醒这个行业：应该认真做投资、学习产业、思考终局，不能每一次都只赌合并。资本也应该输一输，如果资本永远只靠同一套玩法获胜，行业不会健康。所以理想上市时，我在朋友圈留言说，终于看到一家不靠烧最多的钱，而是认真做好产品的公司，得到资本市场的奖励。这件事非常重要。回头看共享单车，也会让我反思：如果投资的逻辑只是模式创新、只是押注合并后就能赚钱，那这笔投资的技术含量太低，投资也会变得没有意思。
“元璟拥有自己的希腊神庙”
蒲凡：我特别好奇，你们刚开始成立元璟的时候，你会觉得阿里系是一个你们被束缚的一个标签，需要去甩掉它吗？
刘毅然：元璟、阿里之间是一种健康的支持与合作关系。我们并没有受限于阿里一定要做什么，基金是我们个人发起的财务基金，并不带任何战略意志。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解释，这是一个1+1>2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阿里出身”，并非“阿里系”。
今天再看这件事，我反而会更加自豪。现在“阿里系”带有更强的褒义，因为很少有一个巨头能够穿越多个产业周期，并且在每个周期里都保持领先。从消费互联网到云计算，再到今天的AI，阿里仍然在“老树发新花”，在这一轮AI里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蒲凡：你们会去刻意证明自己跟阿里不同吗？
刘毅然：不用刻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随着早期投资的项目正常发展，市场很快会看到结果。我们自己怎么解释没有用，最终还是要靠结果证明：这段渊源没有造成限制，反而带来了很多额外帮助。市场自然会理解，和我们合作的基金也会更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蒲凡：那你什么时候觉得“元璟”这个品牌立住了呢？
刘毅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信号。元璟第一期基金的出资结构相对内部化，第二期才是纯市场化募集，相当于从零开始接受考验。到了第三期，市场再次给我们机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品牌算是立住了。碰巧那一阶段，理想、涂鸦等项目也陆续IPO，第一个投资周期开始形成闭环，国际顶级机构多次复购、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自己总结元璟的发展，也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组团队，一切从零起步。第二阶段是做品牌，要向市场证明：这只基金叫元璟。它是一家独立机构，是一个新上牌桌的选手。第三阶段是做生态。我们有时开玩笑，说做基金像练九阳神功，练到第三层，就不能只满足于“元璟是一家机构品牌”，还要搭建自己的“希腊神庙”：这座屋子有哪些支柱？每一根支柱承担什么生态作用？能给后面的企业带来什么帮助和指引？
蒲凡：因为现在处于一个做生态的过程中，还是说。
刘毅然：对，生态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结果。
理想的投资，代表了元璟从互联网向硬科技的一次突变。我们本身有互联网背景，在智能化上有一定积累。后来产业发生变化，智能化的主战场从互联网换到了AI，我们后续大量AI投资也围绕这一基础展开。因为元璟和阿里保持着很好的互动，而阿里今天又是AI领域的带头大哥之一，这也构成了我们生态的一部分。另一条线来自理想汽车。我们从一个案子进入一整个产业，后来投资了电动汽车上下游、自动驾驶等十几个项目。再往后，我们把“大单品”的思路从汽车延伸到了机器人。
今天，元璟至少形成了三个产业支柱。机器人领域我们已经投了五六家公司，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方向合计至少有七家独角兽，最近也投资了一两个从理想出来的创业团队。从一个案子发展成一个行业，再发展成一个生态，这背后是接近十年的经营。今天很多人讨论财务资本如何面对CVC，我的一个答案是：财务资本也可以自带生态，也可以自己创造生态。我们不可能永远只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蒲凡：听起来感觉这一段表述就是你做元璟以来成就感最强的事情。
刘毅然：这是我们长久以来想要的东西。我们肯定不只是为了追求一两个案子，或者凭关系拿到份额。我们想认真做一家符合时代方向、同时拥有持久竞争力的新机构。这是这些年和吴总反复探讨、逐步打造出来的东西。今天只能说有了一点小成绩。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更大的成就，但这些都需要时间。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会更加尊重历史和传承。很多东西不经过时间无法形成，老基金天然拥有很多新基金跳不过去的优势。
张楠：可如果说元璟要做一片产业支柱的话，那么其实其他公司也能做，元璟的差异化在哪里呢？
刘毅然：元璟今天的生态，是这些年不断迭代、摸索出来的，并非一开始就预设好了。但最后在哪些事情上形成生态，是实践中逐渐找到的。如果当年投中了一个卫星项目，也许我们会围绕卫星互联网形成一套东西。
但我一直在内部推崇两个关键词：专注和传承。互联网行业逐渐饱和以后，元璟也需要寻找新机会，与时俱进。但怎么向新产业走，非常关键。如果你从互联网背景突然跳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第一，你凭什么有资格？第二，跳过去的风险会非常大。所以我一直主张“履带式前进”。要结合自己的出身和未来要去的方向，设计一条合理路径。
我经常画一个像漩涡一样的图：慢慢滚过去，不要一下子跳过去。一下跳过去，很可能摔得粉身碎骨；履带式前进则有传承和过渡。我们能够从互联网过渡到AI，是因为本来就有互联网和智能化积累。汽车是一次突变，在汽车上打出一个点以后，我们又从汽车滚到了智能机器人生态。
元璟是谁，过去做过什么，共同决定了今天的元璟。元璟碰巧投了理想，又拥有互联网背景，在这两个点上逐渐发展出一个核心的“智能科技生态群”。每家机构结合自身出身，最终走出的路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相关方向的沉淀和积累，我们也守不住这样的生态群。这既有有意识的积累，也必须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
蒲凡：听完毅然的介绍，我觉得元璟的创业经历特别像一款开放世界游戏。你一开始拥有一个开放世界，可以自由建设，也知道自己有这种力量，但并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于是只能不断尝试、不断调整，这是一个持续熵减的过程。2016年回头看，元璟带着光环、资历和出身进入市场，像一个拿到开放世界权限的玩家。这个过程相当独特，也决定了你们对建设方法论、找到一条故事主线的执念，可能比同期其他VC都更强？
刘毅然：基金是讲年份的，也就是所谓vintage。同一年成立的基金才具有可比性，因为大家面对的宏观环境、产业竞争，以及项目估值大致相似。我觉得那个年份的基金，或多或少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从平地开始，第一次把风险投资带到中国，可以随意定义这件事。在市场上已经有几十家有成就的基金时，后来者必须思考如何后发先至，如何走出一条新路。方法论上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和突破。如果做事情的方式没有更好的智慧，结果也不会凭空变得更好。不会因为你愿意做一家基金，就一定能活下来。
当年的自动驾驶，当下的具身智能
张楠：如果我们把元璟比喻成一棵树的话，那么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具身智能，这就是一脉相承，里面肯定有很多可以复用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过无数的投具身智能的投资人说，现在的具身智能就是当年的自动驾驶智能驾驶。那么你作为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能不能更具体地告诉我们，这两个时期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刘毅然：这里话题太多了。很多人说自己今天不相信机器人，我会先问一句：你在自动驾驶里赚到钱了吗？投过和没投过，心态是不一样的。
复盘元璟的历程，2016年我们遇到了理想汽车。这个项目让我们意识到，汽车背后还有一整片自动驾驶生态。那么既然理想可能成为中国的特斯拉，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美国特斯拉当时在做什么？它已经开始把自动驾驶开到路上。2016、2017年，我们做了很多关于自动驾驶的研究。
那一轮浪潮和今天具身智能很像，第一波起来时，就有人说五年内自动驾驶会到来。一个普通财务基金很难完全判断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当时特斯拉的车已经可以在旧金山街头行驶，你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万亿级产业变化。问题在于，当时没人能确定哪条技术路线正确。我们最后摸索出的办法，是面对规模巨大、又高度不确定的技术产业，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投资组合。
自动驾驶领域，我们最后投了一个主机厂、一个辅助驾驶公司和一个高阶无人驾驶公司。这个三角形分别代表不同特点和切入点。主机厂对应特斯拉路线：自己卖车、自己收集数据。高阶无人驾驶对应Waymo路线：直接从L4级无人驾驶车队切入。而高阶自动驾驶面临一个问题：商业模式太遥远。你可以把无人车队的故事讲得很美，但如果融不到足够的钱，等不到那一天怎么办？所以我们还需要投一个商业化更明确的辅助驾驶公司。辅助驾驶的商业模式更容易理解：面向主机厂提供模组、算法和系统，车厂卖车时，公司就可以获得收入。
回头看，这三个项目都有了不错的结果。理想已经上市；MINIEYE后来在香港上市，虽然股价有波动，但也成长为独角兽级公司；轻舟智航估值也超过独角兽，正在走向资本化。
第二个体会是，这三条路线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十年里会相互渗透。轻舟后来成为理想的服务商，为理想部分Pro车型提供基于地平线芯片的算法。它继承了Waymo的特点，在各地运营无人小巴和无人车队，同时也必须商业化、必须赚钱，所以开始与多家车厂合作。反过来，MINIEYE最早靠辅助驾驶商业化收入领先，后来也推出了无人车队，在L4技术上逐渐形成积累，开始做物流无人车。不同路线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它们也都经历了资本热潮和冷潮。轻舟当年融资的份额时需要抢，后来一度现金紧张、几乎融不到钱，现在又重新热起来。2018、2019年前后，Waymo的CEO曾公开表示，自动驾驶短期内难以实现，这句话对整个行业打击很大，就像今天特斯拉突然说人形机器人进不了家庭一样。几年以后，市场又看到无人车真的可以上路，资本重新回来。我们经历了这个行业起高楼、沉寂、再度融资。
今天，中美自动驾驶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已经有十几家。这说明，真正的人类主流技术升级，最后往往会得到监管和资本市场的接纳。它也不是一个只有一两个名额的机会。投不中特斯拉，还有无人车队；投不中无人车队，还有辅助驾驶。一个产业能养出十几家上市公司，就说明主流技术赛道可以容纳多种上岸方式。
所以面对具身智能，我们的态度是：既有信心，也有耐心。信心来自自动驾驶的完整经验。我们认为，具身智能同样是人类主流技术赛道级别的机会，未来会产生很多发展和上市机会。自动驾驶里的无人车队至今可能仍在巨额亏损，但美国和香港市场仍然给出很高估值，机器人未来也可能如此。而且机器人不会只剩一两家公司。它注定要垂直整合、软硬一体，在不同场景中寻找匹配点。自动驾驶有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机器人也会在不同场景形成各自的机会。
耐心则来自我们对泡沫的理解。产业需要泡沫，因为没有足够资本，很多公司无法完成技术和产品探索。但融到钱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它们还要经历痛苦摸索：正确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哪个团队的资本效率更高？我们仍然相信，最终会有一批IPO在等待这个产业，这也是今天愿意积极布局的原因。
在组合方法上，机器人领域我们也沿用了“大脑、本体、小脑”的思路。它也是动态的，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永远只做大脑、只做本体。但从投资角度看，我们会关注它最初从哪里起家、最擅长什么。有些公司本体性能和性价比最好，可以先卖出大量本体；有些公司对物理世界的感知和“大脑”能力更强；有些公司擅长运动控制。
比如我们投资的星动纪元。大家在春晚上看到宇树机器人翻跟头，大年初一，星动纪元也发布了机器人在四合院舞剑的视频，体现了很灵巧的全身运动控制。这些公司之间也会合作，本体公司和大脑公司可以互相配合。我们希望通过有逻辑的组合提高命中率，也对抗行业里的技术变数和风险。今天很难断言哪个方向一定正确，但一定数量、彼此互补的投资组合，可以提高最终击中的概率。
张楠：我听下来，这套方法论里不只是积累时间长短的问题，里面有很多选择和取舍。你刚才只是把最基本的投资配置、投资逻辑，以及这套方法如何传承过来，大致讲了一遍。
蒲凡：里面其实有很多关键词都可以继续展开。比如Waymo，它并不算一个特别顺利的创业案例。站在创业公司发展的角度，如果投资了一家沿着Waymo模式走的公司，等待的过程可能会让人有些绝望。再加上你们接触过从Waymo回国创业的华人团队，当时应该会详细分析Waymo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也会讨论中国团队为什么有机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个过程肯定很有意思。
刘毅然：我们当年确实尝试过分析这些问题，但我不敢说当时的讨论就是今天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更大的力量还是产业大势。首先，团队证明了自己确实有能力。他们出道晚一两年，却用更少的钱做出了类似的技术效果。但大势的力量，可能超过选股本身的智慧。
当一个行业里有十几家公司可以上岸时，你今天也很难完全解释，为什么一些公司仍在亏损，却已经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对于投资人来说，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闭环，也给信念充了值。面对这种大型技术赛道，我会相信，世界最终会给它机会。
蒲凡：那这两个时代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
刘毅然：最大的区别是节奏变快了。自动驾驶当年也有明星公司融资很贵，两轮之间间隔很短，但没有像今天这样，十几家公司在同一个季度连续完成多轮融资。今天的具身智能行业叠加了两种力量：一是市场的正反馈，二是AI带来的FOMO情绪。市场看到很多自动驾驶公司正在上市，会觉得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同时大家又担心错过AI，而机器人恰好是AI最重要的方向之一。今天可投的标的可能也比当年更多。当年的自动驾驶公司也许有一二十家，已经足够挑花眼；今天机器人公司有几十家，分辨难度更高，给投资人判断的时间更短，所以经常让人措手不及。
蒲凡：我call back一下，今天的具身智能有没有当年共享单车颜色多到拦不住的那种感觉？
刘毅然：还没到共享单车那种程度。今天的机器人创业技术含量非常高，很多是科学家创业。让机器人拥有更强的泛化能力，能够自主完成任务，本身代表着一个重要技术方向的突破。只是今天的PMF和商业化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共享单车当年回答不了的，更多是单体经济和怎么赚钱的问题。同质化竞争导致定价和成本很难成立，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机器人公司能不能做出来，更多取决于谁先找到正确的落地路线。如果未来存在一些率先成熟的场景，最先走到那个场景的公司就会率先上岸。
张楠：我提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机器人行业里，比如单看运动控制环节，我感觉后来者追赶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先发优势似乎没有那么强。你怎么看？
蒲凡：我也有这个担心。去年我写具身智能时，曾把它理解为制造业的一个细分门类。制造业往往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此。那么如果创投行业强调看见未来、投早投小、最先站到赛道上，那么在制造业底色更浓的产业里，先行者犯错的概率会不会反而更高？
刘毅然：把机器人简单定义成制造业，我觉得未必准确。它未来的应用场景和形态可能非常多。大家今天最容易想到的是进工厂、上产线拧螺丝，但物流、服务、家政等行业，也会有大量应用。今天资本如此热情，本质上还是觉得自己在投AI。大模型带来的泛化能力正在提升，机器人经过相对有限的训练，就可以执行更多泛化任务，不再只是依靠数学公式控制动作。这是AI层面的智能提升。这种能力最后用来完成什么任务、进入什么场景，现在仍处在早期。所以我不认为它简单等同于制造业，“制造业”这个词容易让人只想到去产线上打工。
但在团队选择上，我们确实相对偏好有产业背景的团队。机器人最终还是要落地。把一个发散的技术问题变成可交付产品，需要大量摸索和执行。上一代自动驾驶创业者曾经把一个相对虚无的概念，做成具体可交付的产品。他们在这件事上应该有一些心得。所以我们投资的五六家机器人公司里，大多数都有类似的产业背景。我们希望这能为未来留下一层安全垫。
蒲凡：那面对这样的行业，有没有必要稍微等一等？
张楠：刚才咱们也聊到了泡沫。我觉得元璟进入机器人相对较早，在这一轮热潮前已经投了不少项目，相当于用较低成本抵抗后面的泡沫，这就就像买股票——一元成本和十元成本面对同一只十五元的股票，承受波动的能力完全不同。
刘毅然：我们不否认市场里有很多泡沫，里面必然存在性价比问题：你敢不敢追泡沫？如果有勇气不追，底气从哪里来？
我们认为底气来自于，你有能力在源头抓住机会或者自己创造资产。我们投的五六家机器人公司，绝大多数都在前两轮进入。所以面对高价明星项目时，会相对从容一些，可以更客观地判断，它是否真的好到值得追这个价格。我一直说，勇气和底气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能力在源头投到高质量项目，又承担不起错过机器人行业的风险，就只能在高价时追进去。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每个行业都要这么做？今天不只有机器人一个方向，可能五六个、七八个行业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泡沫。最终必须有所选择。还是要结合机构的出身和资源，判断哪些方向能覆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哪些行业不必追逐泡沫。机器人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一定的人脉和产业优势，可以在早期做足够多的准备。
蒲凡：所以你觉得共享单车的类比不适用于具身智能，那共享单车的结局也不适用于具身智能了？
刘毅然：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共享单车离巨头的势力范围太近了。最后一家和滴滴纠缠在一起，另一家和美团纠缠在一起。这就是共享单车的结局。我们当年投手机、投汽车时，最大的信心之一，就是这些行业不是巨头可以轻易横扫的。
今天机器人也是一样。第一，它是软硬结合、垂直一体的产品，不是巨头今天就能横扫的数字化产品。第二，它需要在一个个场景中摸索PMF、积累数据。创业公司的胜率会高很多，不是巨头一进来就可以平趟的行业。如果要和共享单车比较，美团和滴滴当年确实拥有非常明显的后发优势，而机器人领域目前并不存在同样的格局。
做个“端正”的投资人
蒲凡：现在进入AI创投时代，很多移动互联网时期熟悉的叙事又回来了：遍地都是创业者，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快速启动公司，高中生、天才少年、天才少女重新出现。你会觉得这个时代又像你出发时的那个时代吗？
刘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会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今天确实出现了很多应用层创新。每一个都是新奇点子，或者别人还没想到的机会，有人已经动手做起来了。AI的发展也让创业启动门槛变低。
但只要商业社会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生意成功仍然有一些规律，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把事情做成，也有一些相对稳定的规律。每轮周期不会完全改变这些东西，只是成功者的特质可能有所不同。
上一轮移动互联网出现了大量应用创新和各种“共享”。底层生态已经足够成熟，形成了水平分层：硬件由苹果解决，软件由iOS解决，标准接口已经搭好，创业者只需要把自己的点子做好。
在这种环境下，创业者比拼的主要是运营能力、战略思考、组织和执行。我们当年和年轻的程维、王兴交流，讨论最多的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未来怎么规划？如何响应竞争？这是脑力、心智和组织执行的比拼。后面还涉及与巨头之间的竞合，需要更多生态智慧，但核心仍然在人脑里。
今天的AI创业呈现出垂直变化。底层芯片在进步，基础模型在进步。你想在模型上做Agent或应用，就必须充分理解底层会怎么变化。
即使今天很多公司做的是广义上的“套壳”，并不自己训练基础模型，我们仍然很重视产品经理和创业者对底层技术的理解。当年我不会和王兴讨论C++怎么写，因为没有意义。今天，即便面对应用或产品公司，我们通常也会进行一个小时以上的技术级对话：你怎么看后面的技术发展？如果做图像，图像模型会怎么变？要不要训练自己的模型？
这些问题没有绝对答案。可以训练，也可以不训练，但答案会暴露创业者对事情的理解深度。如果想率先做视频应用，你认为今年视频模型会突破哪些能力？如果开源模型仍有不足，你能在哪些地方修改？能否用自己的数据训练出更适合产品的版本？我觉得差别就在这里。
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产品或应用创新者，更容易跟上这一轮时代。因为底层技术竞争远没有缓和，仍在高速、垂直发展。
张楠：所以在你看来，这一轮AI首先是一场技术变革，和移动互联网时期以模式创新为主的阶段还不一样。
刘毅然：现在远没有到单纯模式创新的阶段。也许AI最终会走到那一天：大模型的Scaling Law逐渐缓和，模型能力趋于成熟，上层应用开始百花齐放。今天应用已经大量出现，但模型也仍在快速成长。我们不否认应用机会，只是这种动态变化会带来更多复杂度。
张楠：所以这还不是你们当前最想抓住的阶段？
刘毅然：我们也在尝试抓住这些机会。第一，难度不会低；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成功者需要具备什么特质，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张楠：这又call back到前面说你很“正”的问题。我想到一个人：海瑞。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大明王朝1566》。剧里的海瑞虽然古板、教条，但有一点很痛快：他擅长在规则之内，用《大明律》把对手驳得无话可说。
我感觉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人。
刘毅然：所谓“正”，我理解为带着一套做事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我们也在内部尽量推行这一套东西。但它有没有说服力、能不能推广，前提是我自己能够以身作则，也能够自圆其说。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成功，我们每天也都会错过项目。我必须证明，我们这套做事方法和哲学能够生存，也能够发展。如果大家看到我们以身作则形成了正循环，也看到基金沿着这条路不断成长，就会有更多人相信这套方法。但前提是，我们要证明它有效，甚至高效。
刚才说的专业、职业、专注，如果最终能在我们经营的生态里产生正反馈和结果，第一会形成自己的核心风格，第二也会让体系内的人更信服这套规则。只靠说是不够的。投资行业里，很多派系都可能成功。有人靠“惊天一剑”，有人喜欢剑走偏锋，我觉得也很好，但每一种做法都要形成自己的学派。如果我们想开一个武当或者峨眉，就要把剑法讲明白：怎样在非共识里寻找机会？为什么投资不能只靠幸运？为什么需要专注？专注什么？上一次错了，这一次应该怎么办？
这一套东西有点像你说的海瑞：我们就是这样做事，而且这样做事确实能成，满朝文武才会信服。
张楠：做往往比说更重要。《大明王朝1566》里的海瑞，做的事情和说的话完全一致；剧中所谓清流，做的和说的却未必一样。
刘毅然：对。首先，我们要真正践行自己这套东西。而且它不是明天就能验证的，最难的也在这里。我们经常和年轻团队辩论，他们会问：“这个项目我今天投了又怎么了？”但结果不会第二天就显现，我也不可能第二天就说服他。它需要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闭环。VC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周期。只有经过长期结果的验证，做事模式和方法论之间的差别，才会慢慢显现出来。
对话刘毅然：少壮派的下半场
少壮派们，将要开启怎样的下半场？
在《中国风险投资史》这本书里，“2015年”拿走了相当多的篇幅。因为这一年是双创时代的序幕，“创业”成为了最时髦的职业选择，风险投资由此顺势走出了束之高阁的“金融体系”，成为了创业者们心中“图腾式”的存在。不过更重要的是，行业的发展不仅仅局限一些简单的数据指标上。“社会分工”的不断变化，以及随着而来的方法论再建设，更能佐证一个行业走向成熟。
而在2015年，风险投资人们就迎来了这样的里程碑：共享出行大战。
在共享出行大战之前，风险投资人们完全可以安心地扮演幕后角色。即使有相关报道，人们也本能地归类为“金融改革”“创新试错”等宏大的话题中。共享出行大战之后，随着“互联网思维”逐渐成为一条通用的建设标准，改造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了资本和创新最集中的领域，人们逐渐意识到“风险投资”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开始习惯性地在解读所有新生事物、创业故事的时候，将“风险投资”带入到讨论之中。
剧变下，风险投资人们再也无法成为一个纯粹的“幕后玩家”。继续往前走的每一步，几乎都无法绕开“公共资源再利用”“社会分工再分配”这些严肃命题
这段汹涌的日子，也是刘毅然的上半场故事。
在2016年加入元璟资本之前，刘毅然的代表作是下注滴滴D轮融资。加入元璟之后，刘毅然面临的第一场硬仗就是“共享单车”大战。这样的经历很有史诗感，刘毅然也因此成为当时风险投资行业最火的“明日之星”之一，刘毅然也在朋友圈里写着“曾经陪滴滴走过一段硝烟，现在在硝烟里邂逅滴滴”。可同样是在那时候，他也曾引用另一句话：“风险投资总体来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行业”。
可以说，被认为充分享受了时代红利，进而被称作少壮派、被寄予厚望，被期待着推动整个行业向前迈进一大步，却面对着史无前例的变局，会感到彷徨——这是刘毅然的上半场故事，也是他这一代投资人的共同母题。
当然，刘毅然很好地回答了这一切。加入元璟到现在的10年里，穿越上半场，刘毅然的代表作里写下了滴滴，也写下了理想汽车，伴随科技新物种的技术更迭，更多的硬科技项目陆续浮出水面：涂鸦智能、乐动机器人、深势科技、至简动力……他逐渐成为少壮派的代表，也证明了自己独当一面的能力。
可为什么是“刘毅然”完成了从移动互联网到硬科技的周期跨越？充满戏剧性冲突的上半场故事，如何塑造了刘毅然如今的职业生涯？
更重要的是，时代总是在螺旋中上升，随着人工智能再次掀起创投热潮，现在，那个移动互联网时期熟悉的叙事仿佛又回来了，从自动驾驶的批量上市，到具身智能的独角兽森林，更有大量的创业者低成本、快速的启动着他们的一人公司。那么这个时代可以类比十年前的往事吗？在两个阶段都给出了高分成绩单的少壮派们，将要开启怎样的下半场？
走过二十岁的中国风险投资行业，需要答案。
本期研讨会成员
元璟资本管理合伙人刘毅然
投中网编辑《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蒲凡
投中网编辑《中国风险投资史》作者张楠
“我不怕折腾自己”
蒲凡：张楠老师比我更早认识刘毅然，我很好奇你最初见到毅然时，是什么观感？
张楠：我和毅然有过一次三个多小时的深谈。后来投中办活动，毅然也经常参加，会分享一些自己的观点。我在这次提纲里也写到了这一点：毅然是一个看上去各方面都非常“正”的人。我们形容一只股票，或者形容一个人，经常会用“浓眉大眼”这个词。而他就是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正，而且“毅然”这个名字也非常正。
蒲凡：你喜欢这个评价吗？
刘毅然：听起来不是坏事。但做投资，通常太板正，可能很难获得超额回报。投资往往要出奇招，甚至出“邪招”，才可能出现奇迹。所以你第一次这么说时，我还挺意外的。好像也是第一次有人用“正”来形容我的长相和整体感觉。
工作风格上可能确实有一点。这应该和我过去的经历有关。我是从国际大公司入行的，经过千军万马、层层选拔才进去；而且先做卖方，后做买方。卖方的经历，就是我在投行工作的那段时间，让我知道应该怎样专业、职业地服务客户。这些经历给我留下了高度自律和职业化的底层基因。很多事情，我知道自己做得并不完美，但我知道怎样可以把它做得更好。可能就是这些经历，形成了我今天的风格。
蒲凡：那咱们就顺着这段自我剖析聊。你提到，自己的风格受成长经历影响很大。你的经历里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你是工科生，学的是电子工程，但职业生涯为什么没有奔着工程师去？
刘毅然：我提前20年学了一个行业，我学的是光电子。
张楠：今天太火了。
刘毅然：对，所以今天我做光电子投资的成功率还不错，我们有一些发展得不错的项目。但当年我博士毕业时，那一代光通信技术，已经把人类未来20年需要的海底电缆和通信带宽都铺得差不多了，所以暂时出现了专业和就业机会的错配。再加上当时我在伦敦，伦敦是一座高度发达的金融城市，很容易就从理工科转向当时更火热的金融市场。所以我没有从事本专业，毕业之后直接进入了金融行业。
蒲凡：你会觉得特别不适应吗？我们通常认为，当代教育体系的宗旨，就是在不断挖掘和放大一个人的天赋。你能够在英国学电子工程，还拿到奖学金，说明你在理工科方面很有天分，也一定受到过很多正向鼓励。后来突然转向金融，会不会有一种天赋被挥霍了，或者放弃了自己天赋的感觉？
刘毅然：很多事情回头看，路径都很清楚，（我能做好投资人工作）恰恰因为有理工科背景。我当时虽然进入了金融行业，但选的是科技属性最强的金融工作。比如我没有去做高频量化，也没有去做交易，而是选择了科技行业的投行。因为只有这个方向，才能让我继续跟踪和参与科技行业的发展。
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但有一个场景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打开工作电脑时，里面是一个个以全球500强科技企业图标命名的文件夹。点进去以后，可以看到这家公司最近在进行什么并购、准备收购谁。那一刻你会发现，自己学的东西还是有用的。原来西门子在做这个，原来飞利浦在做那个，你仍然能够参与科技产业。
张楠：昨天有位嘉宾的经历和你很像，也是从金融机构、美元PE一路转到VC。我当时问他，从PE转向VC，我们也聊了同样的话题，问他这个跨度大不大？现在也想问问你的答案，除了从工科转向金融，你还从PE转向了VC。
刘毅然：这和所处的年代有关。我2009年回到亚洲、加入淡马锡时，正好赶上移动互联网的起点。到了2010年，我们已经开始看小米。在那个年代，我们的精力会被那一大波创新无限吸引。比如小米做米聊时，我们会研究加拿大黑莓推出的聊天软件。是那个时代吸引着我们不断走向创新行业，而且越看越觉得有意思。再加上我本身有理工科背景，这种成就感和愉悦感会被进一步放大。我不是一个只愿意算数字的人，算数字也不是我进入这个行业的原因。
所以，我开始不断向创新和更早期的投资阶段靠近。并不是所有PE机构，都能够给投资人锻炼早期投资能力的机会。反而是在淡马锡的那段经历，让我形成了一个全栈的投资视角，也得到了不同阶段的投资训练。这一点，我一直很感激。
蒲凡：这个学习过程难吗？
刘毅然：我觉得自己肯定是乐在其中。无论历史上成功还是失败的案子，今天想起来都历历在目。我也很荣幸，自己能在那一轮大潮里扮演一个参与者的角色。手机兴起时，我在做什么？安卓兴起时，我在做什么？当时做出了哪些正确判断，又做出了哪些错误判断？所以小米上市时，我还饶有兴趣地翻出了我们当年的报告，看看自己当时哪句话说对了，哪句话说错了。我觉得，有兴趣才能坚持。一个大的产业周期最终形成闭环，也会让你产生很强的成就感和参与感。
蒲凡：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愿意接受困难和辛苦的人。因为刚才我在你的回忆里，频繁地听到三个字，叫“应该的”。专业和就业环境错配了，那我就应该寻找新的方向；从卖方转到买方，需要重新学习，而且也没人教，虽然很难，但这也是应该的，扎进去做就行了。
刘毅然：有个朋友曾经问我：“你有没有想过去创业？你有一种折腾自己的潜质”——对，我不怕折腾自己。
回头看，我过去几次重要的转折，都是自己争取或者主动选择的，并不是别人强加给我的，也不是碰巧走到了那里。第一次，是从科研转向金融。从博士毕业到找到投行工作，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你的背景不典型，别人未必愿意要你。当时我是自己给伦敦金融城几家投行的负责人写邮件，直接问：“我是这样的情况，你要还是不要？”最后七家顶级投行里，有两家给我回了信。我就在非校园招聘的周期里，把这份工作拿了下来。
而且很有意思，同一家投行的校园招聘系统给我发拒信，和业务组老板给我发聘用信，是同一天到达的。这就是一次自己努力争取来的结果。2008、2009年，我离开欧洲回到亚洲时，又赶上金融危机。跨地区找工作，经济形势也很差，还是我自己联系亚洲的工作机会，最后和淡马锡的老板谈出来的。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去新加坡。
后来加入元璟，也是在工作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些产业发展趋势，有意识地开始思考：下一代基金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做投资？也正因为这样，才有机会认识吴妈。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来自自己积极的选择和抉择。
“PE教会了我兵棋推演和前三定律”
张楠：我们这几天也一直在聊这个话题：一个人过去的人生是否顺利，会不会影响他未来对事情的判断？
刘毅然：这个话题很深，也是我这几年的一个感悟。我刚开始做VC时，最不服的一句话就是“历史业绩”。当我自己没有历史业绩时，我觉得这东西一点用都没有。我是真的从心里不服，不只是表面上不服。我觉得，你历史上投过什么项目，和下一次能不能打赢我，没有关系。
但十多年下来，我开始觉得，成功还是有规律的。产业可以变化，但一个人的投资思路，以及一个人能够成功的原因，很多是可以重复的。所以今天，我会更加尊重一些优秀的习惯，也更尊重资源和经验的传承。我并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就可以直接大闹天宫。现在的我，对历史和传统比过去更加尊重。
蒲凡：所以你觉得，自己过去的经历虽然看起来很精彩，但并不适合用运气好、一路顺来解释。那并不是“顺”，更多是努力的结果。
刘毅然：也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顺。刚才提到的每一次转折，当时其实都可能存在一个看起来更好的选择，甚至是那个阶段的局部最优解。如果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今天的整条路径都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回头看，这些连续发生的结果，我觉得也很好。它更像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
蒲凡：是的。刚才提到，你有朋友评价你，认为你很适合创业。在我看来，你从淡马锡出来，带着滴滴这样的代表作，前面还有大众点评等项目，而且正好经历了2012年到2018年那段很好的时期，按照你的资历和年龄，当时确实应该去创业，做VC2.0。哪怕不做一家实业公司，也应该成立自己的基金。
刘毅然：严格来说，我是2016年出来的。我觉得自己是出去做中国VC的3.0，做2.0已经晚了。2018、2019年很多火热的IPO，都是2014、2015年投的。年份差一年，差别可能就很大。到了2016年，很多案子已经没有了，或者VC已经投不动了。当时考虑要不要出去干，更多是看中了所谓第三代的机会。
我们经常用三代来概括中国VC的发展。第一代是“大品牌”，也就是2008、2009年前后进入中国的那些大基金；第二代是青壮派分裂，从大基金里走出一批青壮派团队，但他们大多在2013、2014、2015年已经出来了。我们当年算是比较早地尝试3.0。年龄上还属于广义的2.0，仍在当打之年，但中国科技生态已经明显出现了生态化，各个山头开始出现产业巨头。接下来的问题就很明确：如何与巨头共舞，如何围绕巨头的产业资源做一些事情。如果能把这些结合起来，结果可能会更好。
当时也有不少同龄VC邀请我一起干，但我看到元璟这个机会，觉得它兼具2.0和3.0的优点，又有产业方的资源禀赋，所以更有意思。我就投身进去，探索一种3.0的做法。
蒲凡：你刚才那段话，是你后来总结出来的，还是你当时就想明白的？
刘毅然：我2016年募资时就是这么讲的。你现在去找当年见过我们的LP，材料里清清楚楚写着1.0、2.0、3.0，下面也都有具体案例。淡马锡的投资射程很宽，可以投早期公司，也可以投基金。所以2015、2016年时，中国大部分美元基金我都有所涉猎和了解，我们也会对中国美元VC后续的发展形成判断。我们是带着自己的判断，把自己投进了这只基金。后来淡马锡投资我们，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因为我们确实在践行这个理念。所以这肯定不是后来补出来的。
蒲凡：但是我很惊讶，那时候你还很年轻，其次你的从业经验在整个的VC2.0里边也不算是最突出的，但是你却具备了一个上帝视角，去俯瞰说我预判10年之后的事，20年之后的事，我还能全局总揽现在的行业的现状和现在的行业困境。我们都说当局者迷，从现在看你一点都不迷，怎么做到的？
刘毅然：当然，这和今天回头看有很大关系。但1.0、2.0、3.0这套想法，确实是第一天就想好的。我必须先把一件事想清楚，才会放弃前面十几年的积累，跳出去创业。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想法？我很感谢淡马锡和PE阶段的训练。
PE面对的是一个半成熟的产业，或者一张已经打开一部分的地图，需要思考后面会发生什么。很早期的VC或天使投资，更多是bottom-up，从底层的人和事出发，其他东西还可以想象。PE面对的产业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更像玩《魔兽争霸》：地图已经开了一部分，你要判断剩下的敌人在哪里。这种训练更容易形成结构化思维：整张地图是什么样？我今天处在什么位置？产业的生态边界在哪里？后面的竞合关系会怎么演变？
另外，我也受益于淡马锡投委会的训练。新加坡实行全民兵役，一些不同兵种的司令退休后会进入我们的投委会。他们未必懂投资，却会用兵棋推演的思路和你讨论：这个产业发展到了什么阶段？生态边界在哪里？后面应该如何推演？我在那里学会了很多，也逐渐形成了用战略和板块的方式看待变化的习惯。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独特的训练。
蒲凡：这个视角特别有意思啊，你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从全民兵役这个角度来解读淡马锡。
刘毅然：对，所以严格来说我也是改行，我原来做的是PE，所以2016年我进的是VC。
张楠：我刚才也想说这一点。PE和VC严格来说有很大区别。淡马锡也会投一些早期项目，但综合来看，它仍然是一家亚太地区很大的PE机构。如果把PE的逻辑高度抽象成两个字，就是“算账”。EBIT怎么算，后面的现金流怎么形成，都要尽可能算清楚。我想问毅然，这种思维方式在你从PE转向VC时，给了你什么帮助？
刘毅然：当然有帮助。你说PE讲算账，但我们（淡马锡）投的大部分案子，也没办法精准算账。我们当年投小米、滴滴、美团时，账都很模糊。比如投滴滴时，我们还在算打车和自己买车、停车，究竟哪一个更划算。因为当时滴滴的商业模式还没有完全出现，平台上主要还是出租车。按照外资PE的要求，我们会把账算得非常详实、有理有据。但后来你会发现，公司可能会变得非常大，而那些数字并不是决定投资成败的核心。
这段经历让我逐渐明白，什么是不变的，什么是可以变化的。我们的IC是全球性的，也横跨多个行业，很难围绕某个国家的某个产业，展开特别深入的微观讨论。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出一些好的投资，说明当时讨论对了另外一些更基础的事情。我后来得出一个结论：很多投资之所以做对，是因为最基础的几个判断做对了，并不在于你算出公司明年能够打平。很多案子最后出错，也往往错在当年最不愿意承认、最想回避、最不愿意讨论的那些风险。你最终还是逃不过它。
今天在元璟的投委会上，我最强调的是“1、2、3”：把投资最重要的一到三个原因说出来，而且必须排序。第一个原因一定是最大的，不可能三个原因各占三分之一。通常第一个原因可能占50%，第二个占30%，第三个占20%，前三个原因已经解释了这个案子的90%。你算的那些账，或者其他信息，可能只是剩下的部分。
这种讨论会逼着大家去繁求简、去伪存真。这个项目最本质的理由，也许就是团队足够强，他以后会变化、会成功。你不需要再用很多机会去粉饰它。我甚至会把这个理论推到极致。人类的运动会为什么只有金、银、铜牌？因为这差不多就是成年人的注意力极限，人类社会最容易记住前三名。所以不管你自己写投资材料，还是和投委会沟通，都不可能用半天时间讨论一个案子。你必须优先提炼最重要的内容。如果一个原因连前三都排不进去，它的权重必然已经很低。
“共享单车是整个行业必要的一课”
蒲凡：我想用你的魔法来攻击你。你2016年做的重大的选择，不仅仅是加入元璟，另一个抉择是你搁置了自己在淡马锡时期的擅长的投资领域，转入了智能驾驶。那么你当时列的1、2、3是什么？
刘毅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但我的答案有点“作弊”。因为我离开淡马锡之前，已经开始看新能源汽车了。淡马锡在我离开的前后投资了蔚来，我参与了前半段工作，包括管理层访谈，也和李斌建立了联系。所以这个问题，我当时已经思考了一半，也做了大量产业研究，看到了其中的机会。只是等我出来时，蔚来的融资已经过去了，我需要再找一个标的，后来遇到了理想。
在淡马锡的七年里，我们投过软件、硬件、互联网等多种生态，再往前也投过消费品等更综合的产业。我一直觉得，投资人的视野不能太窄。如果成长和训练过程中只盯着一个特别窄的方向，未必是好事。所以我带着一个半成熟的视角开始做元璟。
回头看，当然很幸运。更重要的是，那时互联网已经走到后半程，增速开始放缓。找到新的突破点、新的生态拓展方向，非常重要。我们当时是一个半有意识、半无意识的过程，也可以说误打误撞地展开了新的生态。如果没有撞到这个案子、没有走向这个方向，我们也许会继续摸索别的机会，也可能被困在互联网里。所以理想这个项目，对元璟打开后面的生态思路非常重要。
蒲凡：或者说你是带着我要投理想，或者投这个领域的预期去加入元璟的吗？
刘毅然：不是。之前我划分的VC1.0、2.0、3.0，本质上还是按照互联网产业的划分。因为互联网产业里已经出现了BAT这样的巨头，小米等公司也成长为巨头，所以那是一套偏软、偏互联网世界的思路，和电动车并没有直接挂钩。但小米那段经历，让我在遇到理想时有非常强的代入感。电动车是什么样、几座的车，这些基础问题，在淡马锡看蔚来时已经研究过了。
真正重要的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对这个问题的很多思考，与我们当年对小米的判断如出一辙。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小米重新来了一遍。所以这个案子反而很简单。一个很明星的创业者，加上一个非常好的方向，我觉得应该做。至于当年有没有严格按照“1、2、3”来写，我已经记不清了，但这三个理由并不难提炼。
蒲凡：那在内部讨论过程中有过争议吗？
刘毅然：我觉得对于那个时候刚成立的元璟，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自主度跟开放空间的，一定程度上我们在试错或者是在赛马。大家都有一些自己，比较强的信仰跟信念的时候，会有一些空间。
蒲凡：没人挑战你？
刘毅然：这有什么可挑战的？一个做过几十亿美元上市公司的创业者，出来做“中国的特斯拉”，方向也成立，没什么可挑战的。
蒲凡：我突然又想回到那个词了，还是很顺，这个机遇可遇不可求：加入了一个新行业、一家新机构，这家新机构又给你恰如其分的开放空间……
刘毅然：这里面不顺的事情也很多。首先，我们投得太少了。人永远都是这样，回头看，总觉得当年投得太少。理想上市那一天，我重新看当年的那期基金，横向比较，发现创业者素质超过李想的人并不多；从产业空间看，我们当年投的各种小应用，能够超过电动车、超过特斯拉的也不多。这样的人和事加在一起，我会反思为什么不敢把更大的基金比例压上去？
可能一方面受限于基金的比例，另一方面也是刚开始创业时仍然有一些青涩，不敢重压。所以遗憾也很多。我们当年也参与了共享单车，留下了非常痛的教训。所以很难说每一件事都顺。
张楠：这就很有意思了。再稍微讲的远一点，2002年的时候，王传福造了中国第一辆电动汽车，同时特斯拉已经开始起步如果按照一个非常长的产业视角来看，其实那个时候的趋势已经形成了。如果说VC应该站在一个前瞻者的视角来看，就是你应该看到这种趋势嘛，应该更大比例的去押注。
刘毅然：我们当时走不出自己的舒适区。我们一度喜欢互联网那种“四两拨千斤”的轻巧投法：一笔钱投下去，很快能变成几千万订单，这是我们熟悉的方法论。造车重资本、非常烧钱，不是互联网投资人天然熟悉的轻巧模式。那也是我们第一次真正接触所谓硬核科技。现在回头看，当时应该更大胆、更早、更开放地拥抱新的东西。
蒲凡：我再追问你一个有点压力的问题。那段时间全民讨伐共享单车是批量制造城市垃圾，全民讨伐共享单车乱局是一场资本的狂欢。你作为当事人，你当时心态是什么？会有一种负罪感吗？
刘毅然：没有。交割完的第二天早晨，我起床拉开窗帘，看到街口有一辆共享单车骑过去。那一刻我有很强的时代代入感，觉得我们在助推中国的一次社会转型。今天共享单车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个产业中间经历了痛苦的调整和挤泡沫，但最后还是变成了新的生活常态。无论当年我押中的是赢家还是输家，我从头到尾见证了这个产业的发展。
我觉得，共享单车给整个资本市场上了很有必要的一课。以今天的硬科技标准回头看，它的技术壁垒并不高，主要还是模式创新。当时我完整经历了赶集与58、滴滴与快的、美团与点评等合并。连续几次合并之后，资本进入了一种疯狂状态，认为只要合并就能赚大钱。我甚至听过后轮投资人的逻辑：两家公司合并后，客单价可以涨50%，然后就能盈利、上市。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投资行业会变成一个没有技术含量、甚至有些病态的行业。
共享单车最后没有按照大家预想的方式合并，也是在提醒这个行业：应该认真做投资、学习产业、思考终局，不能每一次都只赌合并。资本也应该输一输，如果资本永远只靠同一套玩法获胜，行业不会健康。所以理想上市时，我在朋友圈留言说，终于看到一家不靠烧最多的钱，而是认真做好产品的公司，得到资本市场的奖励。这件事非常重要。回头看共享单车，也会让我反思：如果投资的逻辑只是模式创新、只是押注合并后就能赚钱，那这笔投资的技术含量太低，投资也会变得没有意思。
“元璟拥有自己的希腊神庙”
蒲凡：我特别好奇，你们刚开始成立元璟的时候，你会觉得阿里系是一个你们被束缚的一个标签，需要去甩掉它吗？
刘毅然：元璟、阿里之间是一种健康的支持与合作关系。我们并没有受限于阿里一定要做什么，基金是我们个人发起的财务基金，并不带任何战略意志。所以我们可以很自然地解释，这是一个1+1>2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阿里出身”，并非“阿里系”。
今天再看这件事，我反而会更加自豪。现在“阿里系”带有更强的褒义，因为很少有一个巨头能够穿越多个产业周期，并且在每个周期里都保持领先。从消费互联网到云计算，再到今天的AI，阿里仍然在“老树发新花”，在这一轮AI里也有非常明显的优势。
蒲凡：你们会去刻意证明自己跟阿里不同吗？
刘毅然：不用刻意，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随着早期投资的项目正常发展，市场很快会看到结果。我们自己怎么解释没有用，最终还是要靠结果证明：这段渊源没有造成限制，反而带来了很多额外帮助。市场自然会理解，和我们合作的基金也会更愿意接受这个结果。
蒲凡：那你什么时候觉得“元璟”这个品牌立住了呢？
刘毅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信号。元璟第一期基金的出资结构相对内部化，第二期才是纯市场化募集，相当于从零开始接受考验。到了第三期，市场再次给我们机会，那个时候我觉得品牌算是立住了。碰巧那一阶段，理想、涂鸦等项目也陆续IPO，第一个投资周期开始形成闭环，国际顶级机构多次复购、继续支持我们。
我们自己总结元璟的发展，也归纳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组团队，一切从零起步。第二阶段是做品牌，要向市场证明：这只基金叫元璟。它是一家独立机构，是一个新上牌桌的选手。第三阶段是做生态。我们有时开玩笑，说做基金像练九阳神功，练到第三层，就不能只满足于“元璟是一家机构品牌”，还要搭建自己的“希腊神庙”：这座屋子有哪些支柱？每一根支柱承担什么生态作用？能给后面的企业带来什么帮助和指引？
蒲凡：因为现在处于一个做生态的过程中，还是说。
刘毅然：对，生态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结果。
理想的投资，代表了元璟从互联网向硬科技的一次突变。我们本身有互联网背景，在智能化上有一定积累。后来产业发生变化，智能化的主战场从互联网换到了AI，我们后续大量AI投资也围绕这一基础展开。因为元璟和阿里保持着很好的互动，而阿里今天又是AI领域的带头大哥之一，这也构成了我们生态的一部分。另一条线来自理想汽车。我们从一个案子进入一整个产业，后来投资了电动汽车上下游、自动驾驶等十几个项目。再往后，我们把“大单品”的思路从汽车延伸到了机器人。
今天，元璟至少形成了三个产业支柱。机器人领域我们已经投了五六家公司，自动驾驶和机器人方向合计至少有七家独角兽，最近也投资了一两个从理想出来的创业团队。从一个案子发展成一个行业，再发展成一个生态，这背后是接近十年的经营。今天很多人讨论财务资本如何面对CVC，我的一个答案是：财务资本也可以自带生态，也可以自己创造生态。我们不可能永远只活在互联网的世界里。
蒲凡：听起来感觉这一段表述就是你做元璟以来成就感最强的事情。
刘毅然：这是我们长久以来想要的东西。我们肯定不只是为了追求一两个案子，或者凭关系拿到份额。我们想认真做一家符合时代方向、同时拥有持久竞争力的新机构。这是这些年和吴总反复探讨、逐步打造出来的东西。今天只能说有了一点小成绩。十年已经过去，我们当然希望能有更多、更大的成就，但这些都需要时间。也正因为如此，我不再像年轻时那样，会更加尊重历史和传承。很多东西不经过时间无法形成，老基金天然拥有很多新基金跳不过去的优势。
张楠：可如果说元璟要做一片产业支柱的话，那么其实其他公司也能做，元璟的差异化在哪里呢？
刘毅然：元璟今天的生态，是这些年不断迭代、摸索出来的，并非一开始就预设好了。但最后在哪些事情上形成生态，是实践中逐渐找到的。如果当年投中了一个卫星项目，也许我们会围绕卫星互联网形成一套东西。
但我一直在内部推崇两个关键词：专注和传承。互联网行业逐渐饱和以后，元璟也需要寻找新机会，与时俱进。但怎么向新产业走，非常关键。如果你从互联网背景突然跳到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领域，第一，你凭什么有资格？第二，跳过去的风险会非常大。所以我一直主张“履带式前进”。要结合自己的出身和未来要去的方向，设计一条合理路径。
我经常画一个像漩涡一样的图：慢慢滚过去，不要一下子跳过去。一下跳过去，很可能摔得粉身碎骨；履带式前进则有传承和过渡。我们能够从互联网过渡到AI，是因为本来就有互联网和智能化积累。汽车是一次突变，在汽车上打出一个点以后，我们又从汽车滚到了智能机器人生态。
元璟是谁，过去做过什么，共同决定了今天的元璟。元璟碰巧投了理想，又拥有互联网背景，在这两个点上逐渐发展出一个核心的“智能科技生态群”。每家机构结合自身出身，最终走出的路都会不一样。如果没有相关方向的沉淀和积累，我们也守不住这样的生态群。这既有有意识的积累，也必须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
蒲凡：听完毅然的介绍，我觉得元璟的创业经历特别像一款开放世界游戏。你一开始拥有一个开放世界，可以自由建设，也知道自己有这种力量，但并不知道应该怎么使用。于是只能不断尝试、不断调整，这是一个持续熵减的过程。2016年回头看，元璟带着光环、资历和出身进入市场，像一个拿到开放世界权限的玩家。这个过程相当独特，也决定了你们对建设方法论、找到一条故事主线的执念，可能比同期其他VC都更强？
刘毅然：基金是讲年份的，也就是所谓vintage。同一年成立的基金才具有可比性，因为大家面对的宏观环境、产业竞争，以及项目估值大致相似。我觉得那个年份的基金，或多或少都要面对同一个问题：我们并不是从平地开始，第一次把风险投资带到中国，可以随意定义这件事。在市场上已经有几十家有成就的基金时，后来者必须思考如何后发先至，如何走出一条新路。方法论上必须有自己的思考和突破。如果做事情的方式没有更好的智慧，结果也不会凭空变得更好。不会因为你愿意做一家基金，就一定能活下来。
当年的自动驾驶，当下的具身智能
张楠：如果我们把元璟比喻成一棵树的话，那么新能源汽车、智能驾驶、具身智能，这就是一脉相承，里面肯定有很多可以复用的东西。另一方面，我们也看过无数的投具身智能的投资人说，现在的具身智能就是当年的自动驾驶智能驾驶。那么你作为两个阶段的亲历者，能不能更具体地告诉我们，这两个时期到底有什么相同的和不同的？
刘毅然：这里话题太多了。很多人说自己今天不相信机器人，我会先问一句：你在自动驾驶里赚到钱了吗？投过和没投过，心态是不一样的。
复盘元璟的历程，2016年我们遇到了理想汽车。这个项目让我们意识到，汽车背后还有一整片自动驾驶生态。那么既然理想可能成为中国的特斯拉，那么我们就要去看看美国特斯拉当时在做什么？它已经开始把自动驾驶开到路上。2016、2017年，我们做了很多关于自动驾驶的研究。
那一轮浪潮和今天具身智能很像，第一波起来时，就有人说五年内自动驾驶会到来。一个普通财务基金很难完全判断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当时特斯拉的车已经可以在旧金山街头行驶，你必须认真对待这样一个万亿级产业变化。问题在于，当时没人能确定哪条技术路线正确。我们最后摸索出的办法，是面对规模巨大、又高度不确定的技术产业，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投资组合。
自动驾驶领域，我们最后投了一个主机厂、一个辅助驾驶公司和一个高阶无人驾驶公司。这个三角形分别代表不同特点和切入点。主机厂对应特斯拉路线：自己卖车、自己收集数据。高阶无人驾驶对应Waymo路线：直接从L4级无人驾驶车队切入。而高阶自动驾驶面临一个问题：商业模式太遥远。你可以把无人车队的故事讲得很美，但如果融不到足够的钱，等不到那一天怎么办？所以我们还需要投一个商业化更明确的辅助驾驶公司。辅助驾驶的商业模式更容易理解：面向主机厂提供模组、算法和系统，车厂卖车时，公司就可以获得收入。
回头看，这三个项目都有了不错的结果。理想已经上市；MINIEYE后来在香港上市，虽然股价有波动，但也成长为独角兽级公司；轻舟智航估值也超过独角兽，正在走向资本化。
第二个体会是，这三条路线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十年里会相互渗透。轻舟后来成为理想的服务商，为理想部分Pro车型提供基于地平线芯片的算法。它继承了Waymo的特点，在各地运营无人小巴和无人车队，同时也必须商业化、必须赚钱，所以开始与多家车厂合作。反过来，MINIEYE最早靠辅助驾驶商业化收入领先，后来也推出了无人车队，在L4技术上逐渐形成积累，开始做物流无人车。不同路线会相互渗透、相互促进。
它们也都经历了资本热潮和冷潮。轻舟当年融资的份额时需要抢，后来一度现金紧张、几乎融不到钱，现在又重新热起来。2018、2019年前后，Waymo的CEO曾公开表示，自动驾驶短期内难以实现，这句话对整个行业打击很大，就像今天特斯拉突然说人形机器人进不了家庭一样。几年以后，市场又看到无人车真的可以上路，资本重新回来。我们经历了这个行业起高楼、沉寂、再度融资。
今天，中美自动驾驶公司在香港和美国上市的，已经有十几家。这说明，真正的人类主流技术升级，最后往往会得到监管和资本市场的接纳。它也不是一个只有一两个名额的机会。投不中特斯拉，还有无人车队；投不中无人车队，还有辅助驾驶。一个产业能养出十几家上市公司，就说明主流技术赛道可以容纳多种上岸方式。
所以面对具身智能，我们的态度是：既有信心，也有耐心。信心来自自动驾驶的完整经验。我们认为，具身智能同样是人类主流技术赛道级别的机会，未来会产生很多发展和上市机会。自动驾驶里的无人车队至今可能仍在巨额亏损，但美国和香港市场仍然给出很高估值，机器人未来也可能如此。而且机器人不会只剩一两家公司。它注定要垂直整合、软硬一体，在不同场景中寻找匹配点。自动驾驶有港口、物流、干线等场景，机器人也会在不同场景形成各自的机会。
耐心则来自我们对泡沫的理解。产业需要泡沫，因为没有足够资本，很多公司无法完成技术和产品探索。但融到钱并不代表万事大吉，它们还要经历痛苦摸索：正确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哪个团队的资本效率更高？我们仍然相信，最终会有一批IPO在等待这个产业，这也是今天愿意积极布局的原因。
在组合方法上，机器人领域我们也沿用了“大脑、本体、小脑”的思路。它也是动态的，没有哪家公司愿意永远只做大脑、只做本体。但从投资角度看，我们会关注它最初从哪里起家、最擅长什么。有些公司本体性能和性价比最好，可以先卖出大量本体；有些公司对物理世界的感知和“大脑”能力更强；有些公司擅长运动控制。
比如我们投资的星动纪元。大家在春晚上看到宇树机器人翻跟头，大年初一，星动纪元也发布了机器人在四合院舞剑的视频，体现了很灵巧的全身运动控制。这些公司之间也会合作，本体公司和大脑公司可以互相配合。我们希望通过有逻辑的组合提高命中率，也对抗行业里的技术变数和风险。今天很难断言哪个方向一定正确，但一定数量、彼此互补的投资组合，可以提高最终击中的概率。
张楠：我听下来，这套方法论里不只是积累时间长短的问题，里面有很多选择和取舍。你刚才只是把最基本的投资配置、投资逻辑，以及这套方法如何传承过来，大致讲了一遍。
蒲凡：里面其实有很多关键词都可以继续展开。比如Waymo，它并不算一个特别顺利的创业案例。站在创业公司发展的角度，如果投资了一家沿着Waymo模式走的公司，等待的过程可能会让人有些绝望。再加上你们接触过从Waymo回国创业的华人团队，当时应该会详细分析Waymo留下的经验和教训，也会讨论中国团队为什么有机会走出一条不同的路——这个过程肯定很有意思。
刘毅然：我们当年确实尝试过分析这些问题，但我不敢说当时的讨论就是今天形成差异的主要原因。更大的力量还是产业大势。首先，团队证明了自己确实有能力。他们出道晚一两年，却用更少的钱做出了类似的技术效果。但大势的力量，可能超过选股本身的智慧。
当一个行业里有十几家公司可以上岸时，你今天也很难完全解释，为什么一些公司仍在亏损，却已经获得资本市场认可。对于投资人来说，这个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闭环，也给信念充了值。面对这种大型技术赛道，我会相信，世界最终会给它机会。
蒲凡：那这两个时代最明显的差异是什么？
刘毅然：最大的区别是节奏变快了。自动驾驶当年也有明星公司融资很贵，两轮之间间隔很短，但没有像今天这样，十几家公司在同一个季度连续完成多轮融资。今天的具身智能行业叠加了两种力量：一是市场的正反馈，二是AI带来的FOMO情绪。市场看到很多自动驾驶公司正在上市，会觉得这条路是可以走通的；同时大家又担心错过AI，而机器人恰好是AI最重要的方向之一。今天可投的标的可能也比当年更多。当年的自动驾驶公司也许有一二十家，已经足够挑花眼；今天机器人公司有几十家，分辨难度更高，给投资人判断的时间更短，所以经常让人措手不及。
蒲凡：我call back一下，今天的具身智能有没有当年共享单车颜色多到拦不住的那种感觉？
刘毅然：还没到共享单车那种程度。今天的机器人创业技术含量非常高，很多是科学家创业。让机器人拥有更强的泛化能力，能够自主完成任务，本身代表着一个重要技术方向的突破。只是今天的PMF和商业化落地仍然需要时间。共享单车当年回答不了的，更多是单体经济和怎么赚钱的问题。同质化竞争导致定价和成本很难成立，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机器人公司能不能做出来，更多取决于谁先找到正确的落地路线。如果未来存在一些率先成熟的场景，最先走到那个场景的公司就会率先上岸。
张楠：我提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机器人行业里，比如单看运动控制环节，我感觉后来者追赶的速度比想象中快，先发优势似乎没有那么强。你怎么看？
蒲凡：我也有这个担心。去年我写具身智能时，曾把它理解为制造业的一个细分门类。制造业往往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中国制造的崛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此。那么如果创投行业强调看见未来、投早投小、最先站到赛道上，那么在制造业底色更浓的产业里，先行者犯错的概率会不会反而更高？
刘毅然：把机器人简单定义成制造业，我觉得未必准确。它未来的应用场景和形态可能非常多。大家今天最容易想到的是进工厂、上产线拧螺丝，但物流、服务、家政等行业，也会有大量应用。今天资本如此热情，本质上还是觉得自己在投AI。大模型带来的泛化能力正在提升，机器人经过相对有限的训练，就可以执行更多泛化任务，不再只是依靠数学公式控制动作。这是AI层面的智能提升。这种能力最后用来完成什么任务、进入什么场景，现在仍处在早期。所以我不认为它简单等同于制造业，“制造业”这个词容易让人只想到去产线上打工。
但在团队选择上，我们确实相对偏好有产业背景的团队。机器人最终还是要落地。把一个发散的技术问题变成可交付产品，需要大量摸索和执行。上一代自动驾驶创业者曾经把一个相对虚无的概念，做成具体可交付的产品。他们在这件事上应该有一些心得。所以我们投资的五六家机器人公司里，大多数都有类似的产业背景。我们希望这能为未来留下一层安全垫。
蒲凡：那面对这样的行业，有没有必要稍微等一等？
张楠：刚才咱们也聊到了泡沫。我觉得元璟进入机器人相对较早，在这一轮热潮前已经投了不少项目，相当于用较低成本抵抗后面的泡沫，这就就像买股票——一元成本和十元成本面对同一只十五元的股票，承受波动的能力完全不同。
刘毅然：我们不否认市场里有很多泡沫，里面必然存在性价比问题：你敢不敢追泡沫？如果有勇气不追，底气从哪里来？
我们认为底气来自于，你有能力在源头抓住机会或者自己创造资产。我们投的五六家机器人公司，绝大多数都在前两轮进入。所以面对高价明星项目时，会相对从容一些，可以更客观地判断，它是否真的好到值得追这个价格。我一直说，勇气和底气是连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能力在源头投到高质量项目，又承担不起错过机器人行业的风险，就只能在高价时追进去。
这里还有另一个问题是：是不是每个行业都要这么做？今天不只有机器人一个方向，可能五六个、七八个行业都不同程度出现了泡沫。最终必须有所选择。还是要结合机构的出身和资源，判断哪些方向能覆盖在自己的能力范围里，哪些行业不必追逐泡沫。机器人领域，我们已经形成一定的人脉和产业优势，可以在早期做足够多的准备。
蒲凡：所以你觉得共享单车的类比不适用于具身智能，那共享单车的结局也不适用于具身智能了？
刘毅然：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区别：共享单车离巨头的势力范围太近了。最后一家和滴滴纠缠在一起，另一家和美团纠缠在一起。这就是共享单车的结局。我们当年投手机、投汽车时，最大的信心之一，就是这些行业不是巨头可以轻易横扫的。
今天机器人也是一样。第一，它是软硬结合、垂直一体的产品，不是巨头今天就能横扫的数字化产品。第二，它需要在一个个场景中摸索PMF、积累数据。创业公司的胜率会高很多，不是巨头一进来就可以平趟的行业。如果要和共享单车比较，美团和滴滴当年确实拥有非常明显的后发优势，而机器人领域目前并不存在同样的格局。
做个“端正”的投资人
蒲凡：现在进入AI创投时代，很多移动互联网时期熟悉的叙事又回来了：遍地都是创业者，一个普通人也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快速启动公司，高中生、天才少年、天才少女重新出现。你会觉得这个时代又像你出发时的那个时代吗？
刘毅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不会完全一样。相似之处在于，今天确实出现了很多应用层创新。每一个都是新奇点子，或者别人还没想到的机会，有人已经动手做起来了。AI的发展也让创业启动门槛变低。
但只要商业社会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生意成功仍然有一些规律，什么样的人更容易把事情做成，也有一些相对稳定的规律。每轮周期不会完全改变这些东西，只是成功者的特质可能有所不同。
上一轮移动互联网出现了大量应用创新和各种“共享”。底层生态已经足够成熟，形成了水平分层：硬件由苹果解决，软件由iOS解决，标准接口已经搭好，创业者只需要把自己的点子做好。
在这种环境下，创业者比拼的主要是运营能力、战略思考、组织和执行。我们当年和年轻的程维、王兴交流，讨论最多的是：你怎么看这件事？未来怎么规划？如何响应竞争？这是脑力、心智和组织执行的比拼。后面还涉及与巨头之间的竞合，需要更多生态智慧，但核心仍然在人脑里。
今天的AI创业呈现出垂直变化。底层芯片在进步，基础模型在进步。你想在模型上做Agent或应用，就必须充分理解底层会怎么变化。
即使今天很多公司做的是广义上的“套壳”，并不自己训练基础模型，我们仍然很重视产品经理和创业者对底层技术的理解。当年我不会和王兴讨论C++怎么写，因为没有意义。今天，即便面对应用或产品公司，我们通常也会进行一个小时以上的技术级对话：你怎么看后面的技术发展？如果做图像，图像模型会怎么变？要不要训练自己的模型？
这些问题没有绝对答案。可以训练，也可以不训练，但答案会暴露创业者对事情的理解深度。如果想率先做视频应用，你认为今年视频模型会突破哪些能力？如果开源模型仍有不足，你能在哪些地方修改？能否用自己的数据训练出更适合产品的版本？我觉得差别就在这里。
一个真正懂技术的产品或应用创新者，更容易跟上这一轮时代。因为底层技术竞争远没有缓和，仍在高速、垂直发展。
张楠：所以在你看来，这一轮AI首先是一场技术变革，和移动互联网时期以模式创新为主的阶段还不一样。
刘毅然：现在远没有到单纯模式创新的阶段。也许AI最终会走到那一天：大模型的Scaling Law逐渐缓和，模型能力趋于成熟，上层应用开始百花齐放。今天应用已经大量出现，但模型也仍在快速成长。我们不否认应用机会，只是这种动态变化会带来更多复杂度。
张楠：所以这还不是你们当前最想抓住的阶段？
刘毅然：我们也在尝试抓住这些机会。第一，难度不会低；第二，在这种情况下，成功者需要具备什么特质，我们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思考。
张楠：这又call back到前面说你很“正”的问题。我想到一个人：海瑞。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大明王朝1566》。剧里的海瑞虽然古板、教条，但有一点很痛快：他擅长在规则之内，用《大明律》把对手驳得无话可说。
我感觉你可能会喜欢这样的人。
刘毅然：所谓“正”，我理解为带着一套做事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我们也在内部尽量推行这一套东西。但它有没有说服力、能不能推广，前提是我自己能够以身作则，也能够自圆其说。市场上有很多不同类型的成功，我们每天也都会错过项目。我必须证明，我们这套做事方法和哲学能够生存，也能够发展。如果大家看到我们以身作则形成了正循环，也看到基金沿着这条路不断成长，就会有更多人相信这套方法。但前提是，我们要证明它有效，甚至高效。
刚才说的专业、职业、专注，如果最终能在我们经营的生态里产生正反馈和结果，第一会形成自己的核心风格，第二也会让体系内的人更信服这套规则。只靠说是不够的。投资行业里，很多派系都可能成功。有人靠“惊天一剑”，有人喜欢剑走偏锋，我觉得也很好，但每一种做法都要形成自己的学派。如果我们想开一个武当或者峨眉，就要把剑法讲明白：怎样在非共识里寻找机会？为什么投资不能只靠幸运？为什么需要专注？专注什么？上一次错了，这一次应该怎么办？
这一套东西有点像你说的海瑞：我们就是这样做事，而且这样做事确实能成，满朝文武才会信服。
张楠：做往往比说更重要。《大明王朝1566》里的海瑞，做的事情和说的话完全一致；剧中所谓清流，做的和说的却未必一样。
刘毅然：对。首先，我们要真正践行自己这套东西。而且它不是明天就能验证的，最难的也在这里。我们经常和年轻团队辩论，他们会问：“这个项目我今天投了又怎么了？”但结果不会第二天就显现，我也不可能第二天就说服他。它需要一年、两年、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形成闭环。VC最大的特点就是长周期。只有经过长期结果的验证，做事模式和方法论之间的差别，才会慢慢显现出来。
0
第一时间获取股权投资行业新鲜资讯和深度商业分析，请在微信公众账号中搜索投中网，或用手机扫描左侧二维码，即可获得投中网每日精华内容推送。
发表评论
全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