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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赚了6万倍的夏佐全,想要个身份 | Books Pocket

投中网   |   竺晶莹
2022-05-12 10:39:23

我敢担保,尽管夏佐全的故事流传已久,但读者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下述文字的。本期《书袋》我们用夏佐全起头,以博尔赫斯收尾。

夏佐全总在接受红利的馈赠,命运也并未标出何等不得了的价格。

上世纪90年代初,夏就在股市赚到了第一桶金。也许他懂得当年热播的《大时代》所揭示的四字箴言——及早离场,于是在二级市场赚到钱就抽身了;又被他在1995年遇到了王传福,其时有资金的夏佐全和有技术的王传福一拍即合,前者为比亚迪注资30万元,成为比亚迪三大创始人之一。

27年过去了,有人算过,30万元早已变成了将近200亿元,逾6万倍的回报。截止2022年3月30日,夏佐全持有8263万股比亚迪,持股市值超过190亿。

难怪外界盛赞夏佐全为“最牛天使”,牛在逾6万倍的回报。我承认,“5万倍”或者“6万倍”之于此案例是量级,不是实数,因为细究上世纪末夏佐全的投资过程,你会发现多次增资信息语焉不详。不过还好,厘清账目是投资的手段,“毛估估”才是写字的工具。毕竟大道无形的段sir都讲说,“估值就是个毛估估的东西”。

但吃够了红利的夏佐全却一心想谋求个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于是47岁那年离开比亚迪,他在过去十年中多次减持股票,套现来做早期投资,为的就是圆了那个被耽误了很久的投资梦。

夏身上有个关于时间的悖论,绝对意义上的时间是时间,放诸个体身上的时间也是时间,有时候,两种意义上的时间会起冲突,而它正是用来理解夏佐全退出比亚迪至关重要的因素。

本文在此埋下问题:6万倍,是人类社会的天使投资极限吗?可能诸位方家有疑问,用人类为维度阐述商业是否陈义过高?我倒认为,不妨一试,不过既然是试,论述内容就放在文末吧。

先阐述几个前置问题,包括:

  • 此案例适合定义为“天使投资”还是“联合创业”?

  • 6万倍回报是由哪些主观和客观因素来推动实现的?

  • 退出比亚迪,夏选择的是“时机”还是“时间点”?

  • “时机”和“时间点”有区别吗?

  • 为何要在巴菲特做多时选择“卖股”?

  • 如果目的是赚钱,何必放弃在比亚迪上躺赢,非要转做早期投资?

做早期投资的命

夏佐全对投资人这个身份是有几分执念的。

他自己就说:“如果我有王(传福)总的能力,我会选择成为一名企业家。但我更精于投资,所以我选择成为更擅长的职业投资人。” 显然相较于曾经的比亚迪副总裁这一title,他更想在投资领域独当一面。

希腊神谕常说,人要认识你自己。夏佐全就挺认识自己的,他知道自己和王传福不同。王传福是典型的技术驱动型企业家,从电池发家到转型车企,立下豪言“比亚迪要在2025年成为世界第一的汽车企业”,连芒格都要盛赞他一句,王传福是发明家爱迪生与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的综合体。

夏佐全投完最初那笔30万后,在2001年才正式加入比亚迪担任执行董事、副总裁参与管理运营,IT部门、法律及审查部门都转由他负责,而这个时间点恰逢比亚迪在港股上市前夕。2002年上市后比亚迪进入了业务高速增长的转型期,同年全资收购北京吉普的吉驰模具厂,次年又收购了西安秦川汽车公司,开始造车。

此外,王传福考察了一趟富士康,在郭台铭还沾沾自喜业内龙头地位之时,比亚迪悄悄把手机电池业务转成了手机零组件。两家后来陷入了商业间谍、知识产权诉讼案。2007年,比亚迪电子在港上市。2008年3月,夏佐全因为比亚迪与富士康的案子被刑拘,后来案情反转,同年12月警方终止了对夏的调查。

可以说,夏佐全陪伴了比亚迪从“电池大王”转型为“汽车大王”,同时他也来到了将近50岁的年纪。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夏佐全知道自己的“天命”不在于当个企业二把手,而要在投资界闯出名堂。2003年他就成立了正轩投资,可惜全心扑在比亚迪的事务上,没法兼顾。做职业投资人的心愿一再被搁置,而如今再不去做就来不及了。2010年,夏佐全退出比亚迪的日常管理。2011年,比亚迪回归A股上市。手握这些股份,稍稍套现就够夏佐全投个十年八年了。2013年,50岁的夏第一次减持比亚迪股份。

至于为什么夏佐全执迷于去成为一个职业投资人,甚至认为自己精于投资?这还得从他的早年经历说起。

第一,夏佐全尝过投资的甜头。30年前,中国沪深两市建立不久,混沌未明之际吸引了一批淘金的股民。1992-1994年,上证指数波幅为378%。深圳指数波幅达到162%。涨跌之间,不少人顷刻就吃到了时代红利,夏佐全也不例外。再之后,他最成功的就是投资比亚迪。

第二,夏佐全是个走在前沿的人,他熟悉金融业务,又早早学了计算机,说他是个多元化的商人不为过。1963年生于湖北的夏佐全,80年代末就在北京钢铁学院(现为北京科技大学)修读了计算机科学专业,后来回到湖北省保险公司做财务管理。1992年开始做证券投资,并先后创办武汉晨鸣信息有限公司、武汉创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加信息、科技的背景,又有比亚迪的成功经验,这也决定了他现在做投资聚焦在硬科技赛道。

前半生尝够了投资的甜头,天生有投资敏锐度,知识背景多元化,又深知自己不适合做企业,那么夏佐全确实注定该做投资人。但我的疑问在于,为什么非得选职业投资这条路?又为什么非得选早期投资?像段永平那样,用自己的钱,在二级市场只选自己懂的公司去投不好吗?毕竟早期投资的回报周期太长了,夏不缺钱,他最缺的恰恰是时间——按照2018年正轩投资正式募资的时点算,他是55岁才重新出山,执掌基金,进入职业投资人这个身份。如果他真的追求职业投资人这个身份,做早期投资哪里够时间?

这也许就体现了他传统商人的一面,用小钱试试水。再说花的又是自己的钱,2018年正轩公开募资前,夏佐全都是用自有资金投资,他至今累计在比亚迪上套现也超过33亿元了。龚虹嘉就揶揄过朱啸虎:“管别人的钱真好,风险大一样敢上,这也是我的短板。” 言下之意,用自己的钱投资,谁不得谨慎又谨慎,想必夏佐全也是一样的心思。

我不解的是,就算不愿花大钱,不想像段那般隐世,还愿意等,但明明夏佐全有其他选择,在比亚迪经历过那么多并购案,人在深圳,有资历,有本钱,有人脉,运作大资本又何愁不成事呢?

也许,人被什么所成就,也就执迷于什么。夏曾说过,他就想投几个比亚迪这样的企业,陪着它们成长。

虽然夏佐全“最牛天使”这个名头是拿不掉了,而实际上1995年国内还没兴起天使投资的说法,他投钱只是助力王传福下海创业。但一切都是从那一刻开始的,命运馈赠给他“6万倍天使”的礼物,也未在暗中标注怎样不得了的价格。但夏恐怕觉得这个馈赠过于乏味,他倒想凭自己的实力去挣一个身份。

跟巴菲特反着来

既然夏佐全说自己要做个职业投资人,那“股神”巴菲特总是专业的了,可有时夏佐全跟股神是反着来的。

我们来看夏几次减持比亚迪股份的记录。相关数据显示:夏佐全分别于2013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减持比亚迪股票,减持比例合计达0.84%,累计套现约11.35亿元,资金全部投入正轩投资的项目当中。2021年5月,夏拟减持比亚迪不超过1200万股,减持金额可达23亿元。前后加起来也超过33亿元了。

反观巴菲特,2008年以每股8港元的价格,认购了2.25亿股比亚迪H股,斥资2.3亿美元买进比亚迪了10%的股份,至今未减持。今日(4/28)比亚迪收盘价为231.98港元,将近14年后,股神这笔投资的账面回报接近30倍。

再看李录,2002年第一次买入刚上市的比亚迪,2008年推荐巴菲特买入后,自己也再度加仓,李录成为继伯克希尔后比亚迪第二大H股股东。他也一直未减持,直到2021年7月,连续两日减持1077.15万股,套现约24.4亿港元,持股比例下降至6%。

相较之下,当夏佐全多次减持比亚迪时,巴菲特岿然不动,李录在2021年前也没有过减持,他们的操作是相反的。只有去年7月的减持,夏佐全和李录算是步调一致,夏三天连续减持比亚迪A股股份约954.8万股,套现超24亿元。

说实话,当下看来夏在2020年前减持的时间点并不高明。2013年,比亚迪每股徘徊在30几元,2018、2019年,40-60几元左右。直到2020年,比亚迪股价才迎来了大幅上涨,2021年一度突破300元后,今年回落至230元附近。人家说,李录减持可能是看到了性价比更高的标的,那夏佐全几乎把减持的钱都投入了正轩看好的项目。

一个专业的投资人肯定会把钱放在增长最快最多的项目上,今天往回看,巴菲特长期持有比亚迪是专业的,倒是夏佐全退得过早过急,那些早年减持的钱所投的项目,想必很难比仍放在比亚迪里更挣钱。这么看,与其说夏佐全是个专业的投资人,他更像个不计代价去追梦的投资人。

那么夏跟其他中国投资人相比呢?《底片》曾写过龚虹嘉和段永平,夏佐全身上有他们的影子,却又很不同。

龚虹嘉和夏一样做天使投资,他最值得称颂的战绩是投了海康威视,赚到25000倍回报。而龚投项目的标准是反主流VC的,因此他错失了美团和大疆,却能用他所谓“土”的人才标准投到top级案子,比如海康威视初创团队是脱编的国企员工,德康通信创始人是三位退休的技术专家,握奇数据创始人是中专老师。

夏佐全的方法论很朴素:去投几个比亚迪这样的企业。2010-2016年,正轩采用了非基金方式运作。夏一开始不搞流程化那套,但有时难免掺杂感情因素,没做好尽调,让项目失败。不像龚虹嘉对于自己眼光的自信,夏反而在否定自己的做法,他觉得单枪匹马从事早期科技投资只能是粗放式的,个人信息盲区又太多,容易非理性决策。所以2015年开始,正轩开始组建专业化团队,这些人基本上在比亚迪、华为、中兴等科技公司长期工作过。而正轩的优势也正在于产业逻辑明显,赛道框定在包括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信息化、半导体等几个方向上。

另外,段永平和夏一样都用自有资金做投资,也都在企业证明了自己的经营能力。段永平恰恰是用自有资金来换取极致的自由——不用管投资周期,出手次数随意,还拥有“不出手”的自由。他不想成为职业投资人,不想管别人的钱,因为身份就是桎梏。

当段永平一心想要摆脱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不愿管别人的钱时,夏佐全却无法歆享自由,他反而觉得过度自由是一种束缚。这促使他向外募资,进而拥抱职业投资人这个身份。当别的投资人努力想营销自己的特点时,夏佐全反而在抹平自己的特色,试图把自己框进职业中。

不够现代化的夏佐全

2018年3月,正轩第一次对外正式募资,方式很是接地气——办论坛,宣称要在深圳、苏州各发一只基金,这是夏佐全推自己走向职业化的重要节点。

募资就要拿出成绩来。夏佐全向LP们提到了两个项目——优必选和安诺优达。当时讲这两个项目确实应景。优必选是深圳一家智能机器人研发企业,夏佐全用3600万投了优必选的天使轮,这时优必选刚巧获得由腾讯领投的8.2亿美元C轮融资,刷新AI领域单轮融资记录,后来估值达100亿美元。安诺优达是一家基因组测序服务商,正轩用几百万投了它的天使轮,这时估值40亿人民币。

从天使投资的角度看,这两个毫无疑问是好案子,时点投得准,估值长得快。但今天创投入寒冬,优必选和安诺优达也没有当时那么风光了。

优必选CEO周剑曾透露,公司或在2019年完成上市。结果优必选C+轮融资迟迟未到,上市也受阻。2019年7月-2020年11月,中金公司先后6次向深圳证监局递交了有关优必选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报告,最后一次中金公司终止了对优必选的辅导工作。2021年,优必选在深圳证监局提交了辅导备案重启A股IPO,未有进展。

至于安诺优达,2017年完成7亿人民币C轮融资后,也传出要筹备上市。但是2018年下半年开始,基因检测行业开始遭受大众质疑,行业开始转冷。2019年,同行业的诺禾致源IPO又被紧急喊停。至今,安诺优达也没有传出新的上市动态。

因此,我的看法是,如果单纯从早期投资的业务角度来说,夏佐全做得不错,有两个很拿得出手的案例,也证明了其投资能力;但是,从职业投资的角度,我认为夏佐全选择的投资路径并非最优,至少在行业寒冬时,回报会大受影响,主打早期投资的小体量基金也会很被动。

总的来说,夏佐全做投资行不行?肯定行:履历有、能力有、实力也有,但问题是策略不太现代化。

所谓现不现代化,从两则最近引起我注意的消息说起。

其一,夏佐全曾经花力气组起的专业化团队,已有一个创始合伙人胡林平离职,胡在2021年去创办了朗力半导体公司。胡林平华为出身,按说他这种有产业背景的人出来创业,是天使最不能错过的一类项目。但是夏佐全没有投他。

其二,正轩官网方式放出声明,宣称有人冒充夏佐全行骗。这倒也从侧面证明,夏佐全这个最牛天使和比亚迪联创的名头确实受到骗子的认可——而且是最市场化的认可。

那么,我所谓的“VC现代化打法”怎么理解?

第一,做热门案子。找寻市场上最有号召力的案例,而不要拘泥于早期不为人知的小案例。正轩虽然宣称从天使转型VC了,但仍是标准的早期投资规模,几乎全投天使、pre A和A轮,单个投资规模几乎都在几百万到几千万人民币。

第二,“以募定投”也不失为策略。某位本周暴得大名的投资人去年在投中采访里说过,企业家转型投资容易犯“to 企业家”而不是“to LP”的错误。

第三,和外部资源多联名。很多VC会请有名的企业家和专家做运营合伙人或投资合伙人,比如高瓴请百胜的苏敬轼、美团的干嘉伟做运营合伙人,红杉请前《Vouge》主编张宇做投资合伙人,源码请张宏江做投资合伙人,这是从品牌到产业再到投资的现代化打法,但夏佐全显然没有充分利用他的资源。

从90年代穿行过来的夏佐全真的不太现代化,或许,他也没那么需要现代化,全因他曾经的成功已经太大,又来得太早,太早接近了某种极限。

红利的极限

揣测夏佐全在投资理念上“不够现代化”还是“不愿现代化”是个无谓的事情。纵观整个案例,令我感到更有兴味的反而是退出。也正是前文那个问题,2010年之后开始分批卖出比亚迪股票,他选择的是“时机”还是“时间点”?

时机是什么,是投资策略的一部分,是基于回报做出的选择。那么他选择的是好时机吗?必然不是,一方面,后来的股价证明了,作为后来的国产新能源龙头,当时的比亚迪还远远没有兑现价值;当然,你可能会说没有人能预知未来,但在那个当下,持股显然是更加合理的,至少还有巴菲特芒格的做多当背书。

所以夏佐全很可能不是基于回报、股价这些指标做出退出的决定的,他出手截断了过去20年自己在比亚迪的增长中所享受的巨大的红利,但即便截断,6万倍也已经是现代社会里一笔投资有据可靠、有数可查的回报上限了。

2013年是夏佐全的50岁关口,他选择的是这个“时间点”,他不能再等下去,如果不想枯燥地躺赢到最后,必须放弃对红利的追求,为的就是换取一份投资事业,一个职业投资人的身份,一种新的可能性。

作家唐诺说,惟极限不会到来,事物总是在用尽自身可能之前,之很前就提前抵达尽头。我想说,红利也是如此,夏佐全这种选择主观上堪称勇敢,也为我们揭示了一种客观上的可能性,如果天使投资一定要乘着某一波红利而来的话,那么夏佐全是否证明了一个事实:6万倍回报案例,或许已经是现代社会之于个体的红利极限了。

人类社会里关乎“极限”的线索不少,我们掉个书袋来谈。

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写过一则名为《博闻强记的富内斯》的短篇,角色名唤富内斯,此人拥有超越肉体凡胎的超强记忆,该怎么描述“超强”呢?这么说罢,富内斯能够记起“一八八二年四月三十日黎明时分南方天空云彩的形状”,同时,还能从记忆库存中抽调出“一生只见过一次的一本精装古董书羊皮面上的褶痕纹理”,并将两者相比较。他为此而苦恼,并且悲叹:“自世界初始至今,人类所有成员的记忆总和还赶不上我单独一个人的。”

他居然是悲叹,他为何要悲叹?无可匹敌的记忆能力,无法逾越的知识储备,难道不是我们普通人最为渴求的本事吗?多年以来,我们——尤其是现代人——沉醉于信息变革的美梦,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我们热情追捧大数据与AI计算,看上去,如果无限逼近信息量的尽头,我们就拥有了绝对意义上的全知全能,人类就将真的永生不朽。但博尔赫斯一九六二年就把人们的美梦敲碎了,他在这篇像古老的寓言故事一般的文章末句告诉我们,“伊雷内奥·富内斯因肺充血夭亡于一八八九年。”

是的,没有不可动摇的记忆,上帝已死,死亡和遗忘终会获胜。亚历山大·黑蒙说,遗忘封锁了囊括一切的可能性,但是诸位反过来想一想吧,如果没有遗忘,那种试图囊括一切的野心又何须出现呢?

返回来说,现代社会所有参与投资行为的普通人,谁又不是怀着希望,将极限设定为无止境地追求更高回报呢?如果将红利视为获取回报的充分条件,那么绵延不绝的红利,永无止境的经济腾飞,也必然是我们翘首以待的。现实呢?现实是无止尽的红利从不存在,短短几年,你的人生也要添上一份从财富狂热到系统寒冬的见识。

今天看到我喜欢的公众号推送了一篇文章,说“没有谁应许过我们一个好的时代”。这样也好,我们的确没有被必然应许时代的好坏,但这未见得全然是坏事对吗?

时代在变化,红利会中断,而这才是我们追求未来的野心之源。(文/竺晶莹,来源/投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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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 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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