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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是怎么来的:从泰勒制到“马云平方”

投中网-偏见实验室   |   袁雨薇
2019-04-15 19:10:00

每一个时代的雇佣关系,都在效率与道义之间,寻找着最优的解决方案。

退休的马老师,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影响力。

从4月11日到4月14日,马云的两篇文章,重新点燃了人们对于互联网工作制的讨论热情。

在此之前,代码分享社区GitHub上,爆发了一场名为“996.ICU”的事件。中国程序员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匿名声讨自己的雇主,抗议加班文化。

如果把这件事,放到更大的历史尺度中,你会发现,这并不是耸然出现的事件。

“996.ICU”就像是一个圆上的一点,圆上紧挨着它的另一点,是一百年前,商业世界出现的工作制变革。这个跨越了一百年的圆,在今日衔接成为一个循环。

程序员的的愤怒与焦虑,马云们的坚持与呼喊,都可以在百年前找到影子,只不过换了名姓。

时代在变。

商业世界的主旋律,已从农业、制造业、工业转移到了互联网。

不变的是:每一个时代的雇佣关系,都在效率与道义之间,寻找着最优的解决方案。

马克思的信徒,资本家的忠仆

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

卡尔·马克思

马克思可能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信徒会用《资本论》中的理论来为资本家服务。

但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的确做到了,并且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泰勒出生于美国南北战争前,费城的一个富裕律师家庭。本该子承父业的他,因为眼疾不得不辍学,转入钢铁公司做技工。

正是在这段时间,他对自己和身边人的工作产生了兴趣,开始着手研究工厂里的工作制度,以及如何改进工作方法。

泰勒发现,可以将工人的劳动进行分解与再分解,甚至细化到每一个步骤,再对它们进行分析,最后得出了三种不同时间的划分:直接生产时间、间接生产时间和闲置时间,以此来更好的优化劳动。

泰勒的这一理论很快被他的朋友和追随者弗兰克·吉尔布雷斯实践了出来。

他们的实验对象是当时从事重体力劳作的工人,如生铁搬运工、砌砖工等。

吉尔布雷斯通过观察发现,一个砌砖工从取砖到砌好它总共需要18个动作,每天大致可以砌960块砖;但只要通过在他们的手边加一张桌子,砌好一块砖就只需要5个动作,数量也可以增加到2800块。

他们管这叫做“动作优化”,泰勒本人的说法则是:标准化作业。

这种做法取得了巨大的反响,或者说是争议。

一方面,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残酷的工作制度,致力于把人像机器一样对待,机械地压榨工人的劳动时间,所以当泰勒及其伙伴的尝试为人所知后,舆论哗然。在美国,一位名叫厄普顿·辛克莱的年轻人得知此事后,写信给《美国杂志》主编,对泰勒提出抗议:“他(泰勒)把工资提高了61%,而工作量却增加了362%。”

“这就是剥削!”这位年轻人用当年的时髦词汇,愤慨地写下判断。

但另一方面,这也让企业雇主发现了一条新的道路:不仅仅依靠道德约束,而是通过精密计划与管理,居然可以更有效地提升生产效率。这革新了当时的商业管理思维,也让脑力劳动出现在了既往被认为只需要体力劳动的工厂里。譬如,现代意义上的经理阶层由此涌现,他们通过管理,与工人合作,进而改进效率。

商业社会至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人们把这种新型的工作制度及其背后的管理思想,称为“泰勒制”。尽管泰勒本人并不认可这个说法,他把自己的理论叫做“科学管理”。言下之意,从它开始,管理进入了科学时代。

赞同他的说法的人,几乎和反对的人一样多。任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几乎都是这样。

以此为起点,人类社会对劳动优化的思考,进入了一个全新纪元。更多的英雄与恶棍,就要登上舞台了。

亨利·福特的美国效率

美国效率就是那个顽强的力量,它既不知道也不认可障碍;它有始有终地完成一个任务,不论那个任务多小;没有它严肃的建设工程是不可思议的……苏联革命范围和美国效率的组合是列宁主义的核心。

约瑟夫·斯大林

亨利·福特就是其一。他是商业世界的英雄,同时也是恶棍。

他的所作所为,曾是美国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如让消费者相信,每一个自食其力的美国人都该有一辆福特车。他和他所创立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则是20世纪早期,愤怒的工会领导人们,主要的讨伐对象之一。

亨利·福特是谁?

他是一位爱尔兰移民后裔,一位农场主之子,同时也是在美国镀金时代见证底特律这样的工业城市崛起的年轻人之一。

他在十六岁离开家乡,来到底特律,进入西屋电气公司学徒,之后又进入爱迪生照明公司担任工程师。从这家公司出来后,他开始了创业之旅,大名鼎鼎的福特公司就是他二次创业的产物。

经营福特公司时,福特自称受到一家芝加哥的屠宰场启发,发明了一种后来被称作“福特制”的方法,试图改变生产过程本身。

这种方法,基于当时一个新的观察:工人会累。如果工人累了,怎么办?

福特的答案是:流水装配线。

1913年,福特通过配件标准化的设想,创造了流水装配线,使生产时间从一年内从216个小时降到了127个小时。

配线保证了作业间衔接的流畅性,使后面的作业不再有浪费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永不停歇的装配线运送来的零配件却让疲惫的工人完全没有偷懒的时间,否则零配件就会迅速流入下一道工序。

人类劳作第一次变得如此紧密,“福特制”让工序间开始相互依赖。在砌砖工的例子中,每一个工人只要有足够的砖和灰浆,就可以完成工作。而在这里,每一个工人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工作,才能保证流水线照常运转。

在“福特制”出现之前,“泰勒制”吸引了一大票一战期间的欧洲知识分子研究人工效率与奖励机制。

但在1918年后,用装配线、标准化和大众市场来重新组织整个生产过程吸引了整个欧洲的目光:当流水线被完美执行的时候,工厂的效率将会达到最高。商业社会的进程又一次被推动。

“福特制”的问题也不是没有。最显见的是劳动力问题。

如果想要在不增加成本的基础上增加生产,那唯一的办法就是缩短工人完成工作的时间,让他们高速运转,从而更加优化劳动,增加收益。

同时,这样增加收益的办法是令人痛苦的。如果将原本一分钟的时间缩短为30秒,那流水线上将空无一人。

这一点福特似乎早已预见。对福特来说,“福特制”流畅运行的基础,是将劳动力稳定下来。因此,他决定将工人的工资翻倍,由2.5美元提高到5美元。

薪资可以安抚人心。从来如此。但是,当剥削的痛苦达到峰值的时候,5美元怕是远远不够。

接下来,该怎么办?

丰田告诉你,工作时不要浪费

生产过剩是罪恶。

大野耐一

轮到日本人出场了。

二战结束后,法西斯主义战败,所有的日本人都面对着一个问题:面对美国强大的竞争,该如何拥抱失败?

在商业领域,这个问题可以转换成:如何提高有利润的生产?

一家叫做“丰田”、濒临倒闭的汽车厂,开始了自己的探索。

大野耐一是其中的关键人物。

他后来被称作“日本复活之父”。但在二战之后的那些年,他只是一位刚刚调入丰田汽车公司,每天被资金链断缺、原材料供应不足以及美国竞争对手的打压,搞得喘不过气的年轻管理者。

条件和环境都不利时,应该怎么办?大野耐一的办法是,从内部入手,改善自我。

那时,他刚刚接手丰田的发动机部门。很快,他在工厂中发现了一个问题:每一台机器都有工人看管。

这无异于一种浪费。大野起码是这么看的。在他看来,工人不应该是被动等待在机器边上的,工人的时间应该更加有效率地被分配,每一分每一秒都不可浪费。

很快,他着手研发完善了,可以让机器自动停止的装置。不要让机器永远开动,这样便可以将工人安插在不同时间最重要的岗位上,促进产量的提升。

与此同时,他引入了一套新的工作转换系统。其中,最为创新的部分是,雇佣劳动者以群体的方式进行工作,组成所谓的“工作小组”。

什么是“工作小组”呢?

用大野耐一自己的话说:“如果我发现一项工作非常有效率地完成了,那么我会让他们试着用一半的人来完成这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如果他们做到了,我会说,好,再减去一半的人。”

在他看来,这样做是为了激发工人进行革新的动力。“当他们承受的压力如此巨大,以至于他们感到这是一个关乎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时,他们就会发挥出所有的聪明才智。”

和泰勒、福特不同,大野耐一的做法是,优化工作中的人员。但像所有前辈一样,他也遭遇了来自舆论的批评。

评论家将这种方法称为“压力管理”,在这种管理方法下,一方面,工人的工作强度又被提升了一个档次,另一方面,这种管理将对工人的压迫也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梯。大野耐一的做法,极大地加强了劳动强度,停顿和休息时间统统被抹去了。

结果是,丰田从这种改进中受益良多。在50年代初,丰田公司还只是一个小制造厂,而现在却大有超越通用汽车,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头的趋势。

在一系列成功中,大野耐一的探索被视作关键之钥。在后来的商业教科书中,把这种做法称之为:精益管理。

但它同时,拥有有一个更广为流传的名头:丰田主义。

12×12,“马云平方”

今天中国BAT这些公司能够996,我认为是我们这些人修来的福报。

马云

今天的故事,并不独异于历史。

一百年前,商业世界围绕着工作本身,发生着斗争与演进。一百年后,改变的只是形态。

不久前,一场名为“996.ICU”的事件,由一个匿名账号发起,出现在代码分享社区GitHub上,随即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获得了全球程序员群体的关注。

这场事件是什么?

它发源于,中国程序员群体对于加班文化的不满。996是一个形象的说法,每天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每周6天。很多情况下,其中远超8小时工作制之外的劳动时间,被视作“自愿加班”。在年轻的程序员看来,这是新时代的剥削方式。

企业主群体却不这么认为。

4月12日,阿里巴巴官方微信公众号,刊发了一篇马云的署名文章:《马云谈996》。

马云在文中直言:“我不要说996,到今天为止,我肯定是12x12以上。这世界上的996的人很多,每天工作12小时、13小时的人很多,比我们辛苦、比我们努力、比我们聪明的人很多,并不是所有做996的人都有这个机会真正做一些有价值、有意义并且还能够有成就感的事情”“我希望阿里人热爱你做的工作,如果你不热爱,哪怕8个小时你都嫌很长,如果你热爱,其实12个小时不算太长。”

舆论风口,再次添上了一把火。马云提出的12x12,这个“马云平方”,甚至超越了996,成为了新鲜的热点。

某种程度上,“马云平方”道出了今天互联网世界工作制的本质:

如果说泰勒制优化动作,福特制优化过程,丰田主义优化人员,那么“马云平方”,优化的目标,则是人的时间。通过占有雇员时间,来达到最大程度的工作输出。

这种新型的互联网工作制,匹配的是“高投入、高回报”的模型。

简单来说,按照劳动法,如果对比一个严格贯彻8小时工作制的公司,和一个采用“马云平方”的公司,你会发现无论如何,固定支出的部分是一致的,如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以及各种办公费用。

会产生浮动的是薪资。前者可能开出的薪资更低,但为了同等规模的工作输出,它可能需要付出的人力规模却会更高。换句话说,在一个“马云平方”公司中,一个员工可能就可以完成,正常工作制公司两到三个人的工作量。

最终的结果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马云平方”工作制下,工作交付的时间更短,公司竞争力更有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今天,最主流的互联网公司,几乎都在采用“马云平方”。在“996.ICU”事件中,愤怒的程序员们,晒出了一张榜单,其中几乎囊括了我们能想起来的的大多数互联网公司。

它的高级形态,则出现在像谷歌、苹果和Facebook这样的公司中。

譬如,曾经流行“车库创业文化”的硅谷,如今已耸立起了多个大型的总部园区。在这些公司的总部园区中,包含了生活所需的一切要素,工作、娱乐、就餐和休憩,都可以足不出户地完成。大多数以福利名义兴建的娱乐与生活设施,实质上起到了将雇员留在公司的目的。甚至,你其实已经无法分清工作场域与生活场域的区别了。

这是一种“从入职到坟墓”的“马云平方”。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硅谷公司,同时也是连续多年位列《福布斯最佳雇主排行榜》前列的公司。而在中国“996.ICU”事件,如火如荼之际,来自硅谷的大佬们,开始声援中国的程序员群体。比如,Python之父Guido van Rossum就发帖表示:996 的工作安排是不人道的。

真不知道,硅谷的程序员,看了这个帖子,会有什么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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