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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摇滚时代!名校休学创业者今何在?

来源:投中网     薛小丽 · 2019-03-12 15:09:00
创业者 今何在 再见

有人成了死在沙滩上的裸泳者。

文 | 薛小丽

编辑 | 王婧祎

每个时代最酷的年轻人在做什么?

上个世纪80年代,他们写诗,90年代,他们组摇滚乐队,“2013年到2016年,创业才是最酷的年轻人做的事!”梁优激动中带着怀念,“那是中国创业的摇滚年代。”

在休学创业者梁优的描述中,那时的中关村创业大街,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投资人和创业者。所有的谈话都围绕着创业展开,“哪怕是广西卖母鸡的农民,都在想着怎么把母鸡智能化,做O2O。”

创业大潮中不乏年轻人乃至90后的面孔。曾有投资人说,90后是移动互联网产品的第一批试用者,也是最有可能从中摸索出新商业模式的创业者。

追梦网创始人杜梦杰、泡否创始人马佳佳、“一起唱”创始人尹桑……这些90后创业者被资本青睐,被媒体追逐,聚光灯下,一夜成名,万众瞩目。知名美元投资机构IDG甚至专门设立了一只规模1亿美元的“90后投资基金”。

在这样的气氛中,2014年6月,中国政法大学大三学生梁优递交了一纸休学申请,开启了在创业圈的摸打滚爬。迄今为止,他加入过不下5家创业公司,还成了其中两家的合伙人。

这个93年出生的男生绑着马尾辫,脸庞稚嫩,只有当他聊起那些创业往事,你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所经历的早已远超同龄人。

和梁优一样,上海交通大学的鹿程、南加州大学的马小扁、中山大学的罗生,身上都带着“名校生”和“休学创业者”的标签——它们曾经属于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等互联网大佬。这些先驱者的传奇和全民创业的社会氛围,鼓舞着这四个年轻人离开学校,投身滚滚创业浪潮,去奏响他们的青春摇滚。

他们经历了这股浪潮的跌宕起伏:看过热闹非凡的路演,也见证了资本退潮的寒冬,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死在沙滩上的裸泳者……全民创业狂欢过后,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的选择。

“很长时间里,休学创业被神话了。”马小扁说,“世界上有个扎克伯格,他退学了,成功了,但大家很少看到,这个幸存者背后的累累白骨。在统计学里,这叫做幸存者偏差。”

投身洪流

时光回到5年前,按照常规,梁优本该和其他同学一样,在大三前后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律所实习,毕业后从事法律相关工作。

可梁优对这条看似“既定的”职业道路存有疑惑,他想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想想“真正想要什么。”

2014年6月,当时21岁的梁优以“Gap year”的名义向学校申请休学一年。申请获得了顺利通过。“当时我们副院长的女儿在美国上学,也在Gap year,他对此表示很理解。”

休学后,酷爱户外运动的梁优做的第一件事是骑行:从甘肃张掖到青海格尔木,边骑边思考人生。

骑行归来后,梁优想继续体验不同的生活,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一家瑞典自行车赛事公司,之后又加入国内创业公司野兽骑行(小蓝单车前身),成为该公司的第七号员工。当时,这家位于望京SOHO的公司刚刚拿到徐小平的百万美元天使投资。

看到小蓝单车联合创始人李刚“比自己大不了几岁”,却已经融到百万美元级别的资金,梁优心想:“他们可以,为什么我不行?”他也萌生了“自己当老大”的想法。

2014年12月,教育部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中提出,各高校要“面向全体大学生开发开设创新创业教育专门课程,纳入学分管理”,同时“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2015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再次提到:“各高校要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梁优。“即使创业失败,还是可以回来拿学位。”

然而,梁优还是遇到了来自父亲的阻力——这个一贯保守的高中教师担心儿子“浪费时间”。但当时梁优想,“如果人生选错了路,不是更加浪费时间吗?”

梁优性格很“刚”,“我从小到大都和父亲拉锯”。大一暑假时,梁优想从北京骑车回老家盐城,父亲不许。但梁优坚持,并安全抵达。“很多事情,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2015年5月,一年的gap year即将到期,梁优申请继续休学一年,和两位朋友组建了O2O亲子游公司“三只熊亲子游”。

一番交涉未果,远在家乡的父母无奈接受了儿子的决定,并拿出20万资金支持。

第二年的6月,大洋彼岸的南加州大学在读博士生马小扁也办理了休学,此时距离他拿到物理博士学位还有两年。按照此前的规划,这位从小到大的学霸在博士毕业后,将继续做博士后,然后进入大学,开展学术研究,拿到终身教职。

但在马小扁参加了一个创业比赛后,“一切都被打乱了”。马小扁的参赛项目是数学作业辅助AI平台:学生可以扫描不会的题目,平台的AI系统将快速读懂题目,通过提示、纠错、实时检查验证等方式辅助学生进行分步骤解题,功能类似于数学家教。

参赛后,马小扁开发软件,调研用户,做财务预算,商业策划书,谈客户…最后一路晋级至决赛,获得亚军。

然而,这却引起了校方的不满。马小扁分身乏术,学校每年有博士培养数量的指标,如马小扁不能按期毕业,会影响学院的平均学术水平。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最终,马小扁选择了休学两年,专心创业。

因为马小扁此前曾被选为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NSF)会士,他向NSF申请了一笔五万美元的奖金,这成了他创业的启动资金。

同样在这两年,上海交通大学研二学生鹿程、广州中山大学的研一学生罗生,纷纷选择休学创业。鹿程加入创业公司“助理来也”,成为该公司上海分部的第4号员工。罗生来到北京,参与一个互联网教育创业项目。

他们或主动追求,或被迫选择,不约而同的投身到创业洪流中,成为其中最年轻的力量,期待乘风破浪。

创业维艰

然而,他们很快发现,创业远比想象中要艰难。

3年来,马小扁见了不下20家投资机构,却没有收获一笔融资。公司依靠来自NSF的5万美元强撑至今。

这位曾经的学霸,如今还保持着一个“学生气”的习惯:面试员工时,无论是否录取对方,如果对方不会做某个面试题目,就一定要把他教会再放走。

在融资中,这种“学生气”成了拦路虎,“投资人问我产品有什么缺点,我以科学家的学术态度一五一十全说了。其实这些缺点都是可以改进的,但我刚把前面的缺点说完,投资人就觉得后面的不用听下去了。”

不久前,马小扁刚刚度过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事件:公司的技术专利即将到期。他和其他3位员工日夜奋战,为其他公司做技术外包,赚来1万多美元,才解决了专利续费的燃眉之急。

为了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罗生所在的团队租住在一起,搭伙轮流做饭。他们将位于北京海淀区的一个200多平米的公寓隔成5个房间,分别打造成了厨房、办公室和卧室等。

这群90后每天至少工作11个小时,但因预算有限,伙食很少见到荤腥。这让从小在温室里长大的年轻人们叫苦不迭。

有一天,一个程序员工作到一半,突然站起来,打开门出去了。“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结果他提着几个鸭腿回来了。因为油水太少,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出去买了最便宜的鸭腿。”罗生回忆,两个月内,团队有人从110多斤瘦到了90多斤。

除了穷和累,这些涉世未深的创业者们正在为自己的“年轻”买单。因为经验、渠道、资金和专业能力的欠缺,他们“踩了不少的坑”。

在梁优看来,因为年轻,他们容易过分关注一些“表面现象”——见了多少投资人、租到什么办公室、团建是否有意思等。

梁优在三只熊亲子游创业时,公司原本业务稳定,在天津搭建了30人团队,却盲目进军北京,“花了大把钱建造北京办公室、给员工租房子”,让成本严重超支。

直到他后来加入其他成熟的大型团队,才发现自己此前的创业简直就是“草台班子”。他以经费使用为例,“对正规军来说,哪怕是千八百块的经费投放,都会有完整的数据报表。而我们当时连财务都没有,有时花钱只是为了开心,甚至不记得钱花到哪里去了。”

在这些从小到大生活顺遂、没怎么遇到过挫折的年轻人中,对企业前景的过分乐观,也几乎是通病。

2015年年中,有投资机构对三只熊亲子游表示了兴趣,估值3000万。“当时我们觉得自己是个高水平团队,这估值太低了,就没有要。有投资人建议我们把办公室搬到更便宜的地方,我们也没有采纳。”梁优回忆。

然而,投资风口转向之快,堪比六月的天,孩子的脸。等到团队资金周转紧张,再想去融资时,已经是2016年年初,当时的市场环境已经变了,OTA(旅游电子商务行业)两大巨头携程和去哪儿合并,资本觉得这个行业很难再有小公司做大的机会,正逐步撤离。

为了给员工发工资,梁优几乎是“到处跪着求钱”,最拮据时公司连第二个月的房租都拿不出来。梁优说,直到那时,他才真正体会到“被社会修理”的感觉。“之前我觉得自己是高材生,赶上了互联网,肯定能把事情做起来。最后发现自己就是很菜,没什么可牛逼的。”

而在股权构架等比较专业的问题上,这些学生更是显得有些草率。

马小扁参加学校的创业比赛,为了凑够参赛人数,在校园里随便拉了几个人,还给了他们股份。到比赛获胜后,这些人因为已拥有股权,就不再想付出,只想坐等收益。“后来我才知道,可以建立针对早期股份架构的保护性条款,不付出的员工不能获得股权。但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马小扁说。

在罗生的故事里,因为股权协议不清,他最终被创始团队“扫地出门”。“初期我们约定11个合伙人每人占股6%到8%。因为股权比较均匀,决策时采取一人一票制。”

然而,因为团队成员都是大学、高中甚至是初中同学,2017年7月之前,合伙人协议一直没有真正签字画押。这导致在实际操作中,一位发起人的想法占据主要地位,其他人的意见基本得不到尊重,民主制度形同虚设。

因为意见不和,罗生和该发起人闹上了公堂。最终他通过法律途径争取到了部分权益。他反思,“在创业之前要想到最坏的结果。能签订协议一定要签订协议,写在纸面上的才是可靠的。”

代价与回报

休学期满,四个创业的年轻人,有了不同的人生选择。

鹿程和罗生返回学校,继续学业。马小扁和梁优则选择创业不息。马小扁在休学两年后直接放弃了自己的博士学位,梁优2016年离开三只熊亲子游后,又陆续加入多家创业公司,2017年下半年还和他人联合创立了一家智能音箱公司。不过,他还是挤时间修满了学分,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

如果你穿越回去,是否还会休学创业?面对这个问题,梁优很坚定,“我一直认为,任何的选择都不会白费。”马小扁和鹿程则略微有些迟疑,“可能会再仔细考虑考虑”。

马小扁说,如果可以穿越到3年前,他会告诉自己,推迟一年再休学创业。趁着这个时间,“在校内多进行AI技术方面的提升,多积累资本市场人脉,多吸取其他公司的失败经验,多找几个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鹿程为短短一年多的创业生涯付出了代价。他2018年6月硕士毕业,根据上海市的规定,2018年非上海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进沪直接落户标准分为72分。“根据通知规定的落户打分细则,我们学院那届毕业的研究生基本都实现了落户。”

然而,识别应届生的办法是此前是否交过公积金和社保。鹿程因此丧失了资格,他若还想在上海落户,需要“居住证持证期间缴纳社保累计满7年”。这个结果让他难以接受,“明明你的同龄人都可以拥有的东西,你却就这么失去了。”

他们需要付出的另一个代价是,在一些企业眼里,创业的经历成了大学生校招时的“减分项”。鹿程面试某个电商巨头时,进入最后一轮面试,谈到未来规划,“很多人说要做一个出色的产品经理,我说要做个出色的创业者,这时候面试官的态度就比较冷了。”

“他们觉得休学创业的年轻人‘脑袋有反骨’,很难安安分分地静下心来为公司添砖加瓦。”梁优说,“这批人中大部分都在小公司里折腾,最后其实很难养成主流的职场能力,比如逻辑、表达和文档写作能力等,很多人连正规回邮件的方式都不会。”

一家金融机构的HR告诉投中网,对于是否录取休学创业者,公司通常会视情况而定。“休学创业本身带有冒险、极端的意思,如果是偏保守的职位,招这种类型的人才可能就不太适合。”

若不被主流职场接纳,这些失落的年轻创业者需要寻找新的市场定位。“他们大部分过得比较苦闷,基本是做些线下小生意,比如做开酒吧、米粉店等。”梁优说。

如今,已经27岁的鹿程还有另一个烦恼。因为休学创业“耽误”的时间,他成了“大龄的职场新人”。在他的描述里,这是互联网公司里“不太会被重点关注的一批人”。“你的boss年龄可能还没有你大,而你还处于较低职级,心理上会有落差。”

在创新工场工作过的刘豪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他亲眼见到好几个年轻人创业失败后,不得不回到大企业打工。“他们之前是CEO,一切自己做主。现在被数不清的‘婆婆’管着。这种落差,一般人能承受得了吗?”

也不全然如此。一位受访者说,在一家互联网巨头面试时,面试官就对他的创业经历很感兴趣。在后来的工作中,领导知道他有创业经验,会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他,团队有新项目,也会让他优先尝试。这让他比同一批职场新人更快地揭下了“校招”标签。

硅谷早期投资机构 AI List Capital 管理合伙人 Henry Shi 博士对投中网说,他对休学创业者总体持支持态度。“创业本身就是不走寻常路,需要魄力和决心,按部就班的读书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一个愿意打破原有成长路径的人值得他人尊重。”

未来还会创业吗?四个年轻人都说不排除这个可能。但罗生认为他更倾向于试错成本更低的方式,比如先在周围人群进行小范围试验,验证想法可行后再all in创业。

“连续创业者”梁优则已经有些厌倦,他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创投圈的本质,“商业的本质就是讲故事。一家外卖公司并购一家所谓的AI公司,估值一下子就上去了。人们却不关心真正的外卖是怎么送的。”

他说自己已经对创业“脱敏”了,“我曾经喜欢骑行,但加入‘野兽骑行’后,我就特别讨厌骑自行车;做亲子游后,看到孩子就烦;做年轻人文化活动后,听到‘青年人都是最牛逼’的就想翻白眼。任何事情上升到商业层面,就变得很没意思,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你需要给自己留点空间。”

不久前,他刚以换股的方式,把创立不到两年的智能硬件公司卖给了一家行业巨头。下一步,他打算在北京胡同里开间酒馆,思考些“和心灵有关的事情”。

(应采访对象要求,罗生、鹿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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