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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u Li:一位艺术家的“开颅”经历

偏见实验室   |   李国琦
2019-05-16 15:05:02

如今,Lulu Li正站在艺术与新经济的交叉地带,思考并实践。

几乎没有商业媒体报道艺术家。

艺术看上去距离我们有几光年远,多少人已不再踏足美术馆。对于这个日渐丰腴的商业世界,艺术真的只是局外人吗?在技术变革的当下,艺术家又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邀请到了Lulu Li来回答这个问题。她是一位新媒体艺术家,曾帮故宫讲过故事,也曾为国内的科技创业者搭建艺术连接平台。如今,她正站在艺术与新经济的交叉地带,思考并实践。

她是心智图谱栏目邀请的第 1 位讲述人,这是投中网旗下,偏见实验室的第 2 篇文章。

“我有一个一直不睡觉的好奇心,为了满足这个好奇心。即使付出‘开颅换脑’的代价也值得。”

我不太算是父母带大的。

家里大哥比我大8岁,是八十年代典型的有志青年。他积累了一橱又一橱的中外经典,哲学的、文学的,还有最时髦的录音带。“你跟着我, 我来负责你的教育吧”,他有一套教孩子的特别新的思路。

从我上中学时,大哥送了我一辆自行车,并告诉我:“家里这些东西全是你的,书随便看音乐随便听,只要别看电视别犯罪就行。世界这么大, 未来想去哪儿就去。”

这是他的领地,也是我的大学,我的教育和独立意识启蒙差不多就是这里开始的。

92年我上大学,“反正打小就画画”,选择美术系成了理所当然。等到大学毕业,家里人莫名其妙地给我安排了一个银行的工作,没有了艺术,没有了自由,环境更是诡谲。有一天我坐在办公室发呆,突然意识到:我哥曾经跟我说的那些未来,如果自己不努力怕是来不了了。

那天之后,我没有在我上班的地方出现,我想去北京。

我妈忒关心我,不知从哪里搞了一点治疗精神疾病的药:“乖,我托你杨叔开的,你把这个吃了”。继而我爸请了各路“神人”来“劝说”我:理性一定要战胜情绪, 尽早放弃痴心妄想, 继续回去抱银饭碗。

他们真觉得我有毛病了。

当时我一下子看到了父母给我描画的“一个乖女儿的美好未来”, 惊了一身冷汗。

我如果再不“跑”, 那肯定就没得跑了。

我也理解他们。在90年代后期,其他同学拿着不到100块钱的工资的时候,你要放弃一个月500块的银行工作,放弃马上就可以获得的福利分房机会,要跑到北京学Adobe,搞艺术,搞设计,简直匪夷所思。然后会问你:找工作是个什么意思。

在家窝了两个月。沉默僵持的最后,我爸拿出杀手锏:“你去吧,反正我不给钱。”

恰好单位年底发了5000块钱,Adobe班的总学费才1000多块——“我有钱”,我也亮出了我的底牌。

逃!一路向北!

刚到北京,第一个月课没上完,就找到了工作。

1996年的北京,很多公司都在招所谓的 平面设计师, 要求甚低, 也就是说只要长着眼, 会操作Adobe软件的,基本都能满足条件。我自认为本着学画儿的那点儿基础, 色彩构图设计之类的事儿绝对够使了。

当时我在一家代理3M写真设备的户外媒体公司,负责设计海报。

两年后,我“逃离”了二维平面设计,一头扎进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动画领域。

在对电影电视后期制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自荐闯入一家澳大利亚的后期公司。不为别的,就是好奇。

进门后就被这些新鲜东西彻底震撼了:平面设计师再努力也是在一张图上较真儿,然而把视觉元素铺在时间轴上,用来讲故事,简直太厉害了!

视觉意识升维的刺激感难以言喻。

做动态/动画设计师的两年里,我尽可能地把整个后期流程中,用到的软件和设备都熟悉了一遍。整个学习过程中舌头打结,头脑发胀,明显信息过剩。

1999年,我用dreamwaver为我所在公司设计制作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网站。

这一年,我还争取了个导演产品纪录片的小机会, 第一次写阐述,画脚本,选演员,盯拍摄,剪辑,配音,后期合成等监制制作流程。

2000年,flash应用进入爆发期,我加入了flash网站交互设计师的行列。

那时,我和周围的艺术家设计师,都或多或少地进行各种基于网站的交互艺术类的实验。网上开始出现各种奇葩视觉和交互形态,就像在看不分国界的虚拟艺术作品展,每一个网站就是一个作品项目。

当时最出名的交互设计大会FICT也是跟Flash相关的。

我前后经历了8年多的设计服务行业磨炼。开始一段时间做自由职业者,又作为动态图形/特效的设计头目,到了新加坡、马来西亚工作了几年。

期间我的动画/设计图形作品参加了纽约林肯中心的动画展, 之后又获得慕尼黑TOCAME第一名、马来西亚广告动画大奖等等。

终于,我又回到了自己作为独立艺术家/设计师的状态。

2006年,一个探索中国独立女性身份的设计项目——“电光娃娃”诞生了。

凭借这个作品,我参加了大声展等各类设计展,电光娃娃动画作品“Beijing Dance”还获得伦敦MTV“BLOOM”的全球新晋导演。

很快,这样的接触让我发现了问题。

当时,在“中国当代艺术”背景下,我作为一个在中国受教育的艺术生, 俨然听不懂国际策展人用什么样的理论框架, 和语言系统。

在评论“中国当代艺术”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中国教育机制的差距。这套理论系统不学习就没办法知道。

我决定“逃往”英国。

2009年,我顺利申请到伦敦艺术大学的,切尔西艺术学院的 ,MFA(Master of FINE Arts纯艺术硕士研究生)。

刚到英国,我都懵了。

虽然对英国黑幽默耳熟能详,但是这个相对封闭的英伦文化,让外来人很难进入他们的当代艺术圈。最让我蒙圈的是,我压根儿看不懂其他人的艺术作品。我甚至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我自己有问题, 还是他们有问题。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选择背负艺术史传统的沉重包袱。尤其是欧盟学生,遵循着传统工作室的实践形式, 继而上升为一种贫穷艺术家生活方式的角色范式。

直到毕业展的第二天,我在洗手间接到通知:获GAM毕业奖金,才恍然大悟:

我看不懂是有原因的,这是由特殊的文化传统、传统观和时间观,所造成的范式差导致的。

那时候我们的思路就很不一样。

移动端的专业交互设计师,这个名称对我来说,应该是从2008 之后,iPhone APP 设计应用出现到产业化之后才有的。

是否能实现多线性体验,同时具备逻辑性和工具性思维,是个挺大的挑战。对善于感性思维的视觉设计师来说不亚于一个脑科手术。

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又一头扎了进去。

今天人们所谓的“时势/风口”,我想拿一个自己的作品来谈谈自己的理解:

2013年我做了一个霓虹灯光的作品, 这个作品有两部分,德语“zeitgeist”和中文“弄潮儿”。“zeitgeist”是德语词,英文里没有对照词,只有一句话来翻译: “the spirit of time”,中文翻译过来叫“时代的精神”。

这种跨语言的区别很有意思, 德语是基于词根zeit进行结构加建的模式, 英文则是表述模式, 而中文是比喻式。中国人是借“浪潮”,一个自然中的现象,来表达“时势/风口”的概念。即:时势变化是浪潮式的。能够驾驭浪头的就是时代的“弄潮儿”-“zeitgeist”。

我们的生活就被这些符号所摆布。

同理,交互设计师一词只不过是一个临时趋势里的, 带有专业技能属性的方便标签而已。

任何人应该有界定标签的自觉性,而非被标签界定。我是个人,是个艺术家, 从事着各种各样的我感兴趣的事儿。简而言之,在“趋势/风口”如果不能推波助澜, 顺势而为也好。

我服务了故宫博物院4年多, 从紫禁城祥瑞ipad app、韩熙载夜宴图, 到写生珍禽图,再到故宫端门数字博物馆。

以及后来,玛丽黛佳的沉浸式戏剧交互媒体作品“双生花”,芭莎慈善晚宴的开场舞蹈演出。我仿佛又从中国传统化转译者,变成了creative techonolgist 。

我曾一度抑郁。当奖也拿了、艺术家也当了、交互也做了,我该何去何从。又是好奇心帮我打开了缺口。

我发现对一件事情的好奇,就是我向前卷动的驱动力。

策展人是我的下一站。

策展人的主要工作是提出问题, 组织艺术家,作品,展览,讨论活动, 使其不同角度来回应和映射问题。

2016年,我参与了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的“技术伦理”研究和策展工作。

由于提出的“技术伦理”议题太大,太广,所以我负责了另外一部分工作:科学技术伦理的基础研究。

主要包括对物理科学、人工智能/机器人、大数据/算法、混合现实,、生物基因5大领域的新兴技术的基础研究。以及对尼克堡斯卓姆, 斯蒂格勒, 齐泽克, 当娜哈拉维在内,相关伦理哲学家和技术哲学研究者的论述研究。简而言之就是看书,并搜集整理素材。

撰写策展前言,花了我近两个月的时间。要把如此大的话题,凝结在300字的策展宣言里, 要达到国际水准,还要言之有物,是相当吃力的。

“技术伦理”议题之新、之大、之广、之紧迫,已经超越常规新媒体类艺术“针对媒体介质本身的癖好性探索”。科技创业圈,投资圈的嗅觉很灵敏,而且反应速度很快。

在我看来,以人工智能为例,紧迫性不在于,强人工智能的奇点是否可达, 而在于,弱人工智能科技,在市场中的应用已经带来的冲击。

通过艺术设计对“技术伦理”的反思,加上对可能性的实验,给以科技和资本推动的“社会创新”热潮,插入一个负反馈和思索。

我觉得是值得的。

活动过后,我也有自己的思索, 所谓的“艺术+科技”的公式根本不成立, (除非作为眼球经济的货币)。

科学精神遵循求“真(truth)”, 相对来说,“真(truth)”在艺术里是另外一个,和科学不一样的品质。二者转化必须经过哲学、伦理、审美的思考。艺术通过创造性利用科学技术,继而对人类认知范围产生开拓性启发。

二者在某些层面上是存在冲突关系的,但又统一在哲学层面。

科学的直接派生产物是技术, 技术和设计二者共享基因。设计基于科学发现得出的真理, 及技术所提供面向社会的应用工具, 提供有效的市场价值转化。

设计是这二者冲突的一个协调者(negotiator), 来中和批判和探索之间产生的摩擦, 继而促成批判式合作(critical collaboration)。

我们可见的趋势中已经有, 科技集团通过核心技术创新带来的实质性价值,以及对设计创新的跨界需求,就是如此。

诸如内部创新研发部门、独立创新实验室、创客大赛、人才混搭式创客马拉松、跨界设计大赛的出现,既营造了品牌社会影响力,又推动了设计创新,一石二鸟。

这个常用策略的普及,也说明了:设计创造力和科技生产力的结合, 有能力为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化应用,提供有效的转换。

例如: 我曾经操作过的交互北京, 一个致力于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变革的社会创新平台。“design for change 为设计而改变”是不变的理念。

智能生态氧泡,是交互北京2013“我们的空气”的示范项目的概念原型。

这个项目的初衷,起源于我在伦敦参加设计大赛的一个项目, 叫人力发电站。主要是把伦敦人浪费在健身房的能量,通过社区健身设施转化成电力。自给自足给家里供电,或者卖回给英国开放的电网。

在北京的语境下,我就把这这个概念变成了:在社区公共健身设施上,通过人力发电来净化空气。使得低收入的,买不起几万块钱的空气净化器的大爷大妈们,也照样可以在雾霾天健身。

这个示范项目,展示了通过设计利益闭环, 让大众自下而上参与并受益的可能性。

我仿佛是一个典型的slash, 头顶很多职业标签, 设计师/艺术家/策展人/文化转译者/研究者/文化entrepreneur /creative techonolgist……

“做研究”,是帮助我了解世界,拓宽知识结构的基本技能和工具。“做艺术”,是我用来批判, 反思, 和进行认知松绑的哲学实践。“做设计”,则是通过Speculativedesign思辨设计的创造力来寻求新未来的方法。

而作为“文化entrepreneur”和“creative techonolgist”,实则是利用其活力,通过新的方式,实现对社会价值的撬动。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文化新经济,里的那些事儿。

我有一个一直不睡觉的好奇心,为了满足这个好奇心,即使是付出“开颅换脑”的代价也值得。我觉得也就是这个好奇心驱动的原动力,使我从一个一个的范式里逃离,寻找新的“时代的精神”。

我是Lulu Li,一个不断“开颅”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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